從 2020 年起，陸續有知名人士倡議將國史館的總統史料文物部門發展為「歷任總統圖書館」，以此更新「中正紀念堂」名稱與內部功能，今年二二八前夕甚至出現九位社會賢達連署背書，這些人皆認定這個替代方案有益於轉型正義，甚至有助於國族融合。容我分享一些相反意見。
為民主時代總統普遍設立圖書館，全世界大約僅發生在美韓兩國。韓國數個皆私人機構，國家無涉，僅在成立過程給予補助；美國則是由私人成立，後期十多個由官方接受捐贈後納入國家文獻系統營運。兩國都沒有立法由國家主動成立總統圖書館，畢竟國家有責管理總統檔案、文件與文物，但總統圖書館的功能超過了這個公共責任，它是一種有紀念、追思、政治宣傳意義的機構。
致力於研究總統圖書館的美國學者 Benjamin Hufbauer 將之定性為「政治宣傳寺廟」，他表示：「基本上，這些圖書館就像是一位總統的最後一次競選，試圖在大歷史中為自己打造一個更佳的位置。」紐約大學歷史學教授 Jonathan Zimmerman 則比喻：「就像法老所做的一樣，總統自己去建造自己的紀念堂。」韓國知道不能由國家負擔每位總統的慈湖式心願，那是違反民主原則的公私不分；美國則容許國家經營個人崇拜事業，背後有其英雄主義文化及健全民主制度在支持，並且國家每次在接受圖書館捐贈之前，會由國會先聽取報告。
圖／擷取自國史館網站
一棟「歷任總統圖書館」不能視同為總統圖書館的歷屆累加，因為這個累加讓繫於特定人物之上的起心動念，質變為繫於特定職位上。台灣並沒有美國的文化及政治條件，卻意圖在完成個人崇拜之餘，還順便完成職位崇拜；從事個人崇拜還得向信眾遊說功績，職位崇拜則不論功過、人人皆可慈湖，國會無權把關；我們能說這項舉世創發存在明確的進步性嗎？
即使不名為總統圖書館，以國史館總統檔案為基礎成立的超大型展覽教育機構仍是令人心存顧忌的。公文檔案是一種國家系統生產的記憶模式，由它所出發的展覽與教育活動經常是在鼓勵打造偏坦於權力者一方的記憶。以國史館所欲仿效的韓國世宗市的大統領紀錄館為例，觀眾在這裏被迫學習以總統的視角來看待國家的歷史，其中「見證大統領的領導」、「見證大統領的熱情」都是其常設展子題，真實存在過的社會批判消失不見。相信對於討論「由下而上」歷史視角多年的台灣博物館界，很難從中看出這樣的展覽之於民主會有什麼明顯助益。
「中華民國」歷任總統圖書館有著反民主印記
即使以上之言全屬多慮，我們還是見到「歷任總統圖書館」之議存在以下缺陷：思考現代國家體制進入東亞後此島領導人這項職位的演進時，自然會排列出總督、全體主義期間總統、過渡與民選總統三個階段，而檔案本身是一種馴化工具，將人們框限於體制內思考，以致於規畫出一種只限後二者的圖書館，不知不覺地鼓吹一種具排他性的記憶工程，這將加強台灣內部的泛華主義，不利於國族凝聚。
同理，也是因為檔案的馴化，我們便輕易地將後兩個時期混為一談，而突生一項反歷史教育的風險：「歷任總統圖書館」讓國民誤解島上總統是一個性質穩定的職位，事實上這兩類總統所代表的國族想像與權力內容都差距甚大，這個混淆將讓轉型正義更為困難。
如果從以上比較，我們發現「歷任總統圖書館」有著諸多反民主印記，那最為瓜田李下的「中正紀念堂」的空間不正是應該能避就避？怎麼反成了地點首選？在此同時，全體主義建築這樣蓋、那樣蓋都原有其意義，其硬體蘊含著大量的象徵暴力，而「歷任總統圖書館」此提案將讓這些暴力的消減從此難以下手，畢竟歷任中就有五任屬於那位大銅像。總之，就轉型正義的角度，結合「中正紀念堂」與「歷任總統圖書館」對彼此的轉型可能都是最傷害的方案。
由於「中正紀念堂」地點之敏感、人潮之洶湧、量體之顯目、被供奉者之爭議，任何軟硬體的變動都極具象徵意義，不可不慎；在一間大陰廟陸陸續續找民選總統來陪祀的過程中，未來只要出現一位有骨氣的總統公開反對自己被強送作堆，他就是推了轉型正義一把，那時「歷任總統圖書館」就成了轉型正義的反面案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