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 年 11 月中旬，《紐約時報》披露超過 400 頁的中國官方內部文件，證實了新疆集中營的存在，以及中國政府面對維吾爾人「絕不留情」的立場。不久後的 11 月下旬，國際調查記者聯盟（ICIJ）也公佈調查報告，標題為〈中國電文曝光：大規模拘留營運作手冊及依演算結果進行逮捕〉，直指新科技在「新奴役制度」當中扮演的關鍵角色。舉世譴責聲中，通常不過問政治的國際科學界終於開始重新審視作為「科學大國」而崛起的中國 —— 至少在與維吾爾人和其他中國境內少數民族人權有關的方面。
儘管國際上不時便會傳出中國科學家從事間諜活動的消息，科學界大體上依舊對中國科學家維持著友好態度，英國皇家學會會長拉瑪克里希南（Venkatraman Ramakrishnan）還曾經在今年 7 月致信權威科學期刊《自然》，指責美國歧視中國／華裔科學家。拉瑪克里希南在信末寫道：
身為科學家的我們必須捍衛公開與公平。因為某人的族裔就拒絕與他合作，或者因為他的國籍就不發給參加會議的簽證，又或者讓人感覺他的移民身份使他不受歡迎，這些都是道德上應該反對且實際上並無助益的歧視行為。必須停止這樣的行為。
皇家學會會長所言自然有其道德高度和理想性，這種信賴也和中國的科學研究發展迅速有關，例如中國在 2019 年首度超越美國，被《自然指數》評價為發表最多頂尖化學研究論文的國家，且在此之前也在其他科學研究領域取得亮眼的成績。但高數量高品質的研究論文不是科學家唯一的追求。在科學研究的領域，還有一樣東西是科學家們所關切的，那就是科學倫理。
就在《自然指數》公布 2019 年化學研究評價結果之前一週，《自然》刊出一則新聞，報導英國的自然出版社（Nature，出版《自然》等眾多科學期刊）和美國的約翰威利出版社（Wiley，學術與科學出版社）出於道德疑慮，將重審中國以少數民族為樣本進行的基因及臉部辨識研究論文。
《自然》的新聞中說，出版社並不能直接控制旗下科學期刊的內容，只能對個別有疑慮的論文表達關切與建議。舉例來說，在 12 月的第一週，自然和約翰威利兩家出版社分別對刊登於旗下的《法律醫學國際期刊》和《資料探勘與知識發現》的一篇論文表示關切。這兩篇論文取得數百名維吾爾人的 DNA，以此從事身高和面貌特徵的判斷研究。出版社認為，研究團隊可能並未取得維吾爾人的知情同意，《自然》的新聞小組於是聯絡兩篇論文共通的共同作者，中國公安部物證鑑定中心的李彩霞。
李彩霞告訴《自然》新聞小組，「我們是普通的法醫科學家，按照科學研究的倫理規範來從事法醫學研究。」他說該研究獲得物證鑑定中心的批准，且所有被研究者都以書面提供了知情同意。
圖／報呱製圖
比利時魯汶大學的電腦生物學家莫洛（Yves Moreau）十分關切這方面的倫理問題，並於 12 月初在《自然》發表過一篇意見，指出基因鑑定技術存在著侵害基本人權的風險，並呼籲撤銷具有倫理問題的生物辨識論文，以杜絕研究者藉侵害人權而獲得學術聲譽。而關於李彩霞聲稱所有維吾爾被研究者都提供了知情同意這一點，莫洛表示，有這麼高比例的維吾爾人身在集中營內，很難相信提供知情同意的被研究者都是出於自願。
莫洛在接受美國全國公共廣播電台（NPR）訪問時表示，近年來中國大量收集個人的生物資料，且這些問題主要出現在中國西半部。2016-17 年之間，中國就新疆 12-65 歲之間幾乎所有人口都採取了血液樣本，應該也已經建成資料庫。這當中恐怖之處在於，族群、族裔其實從來都不是清晰的科學概念，而是一種文化範疇，當這一切被付諸基因研究時，也代表有一天國家可能決定一個人的認同內容。莫洛指出，過去殖民盧安達和蒲隆地的比利時人及德國人也曾經這樣操弄族裔概念，而這些偽科學概念最終導致極其悲慘的大規模族群屠殺。而綜觀今日中國，關於維吾爾人的基因研究數量是漢人的三十倍，圖博人的基因研究更高達漢人的四十倍，使人更加憂心此等現況可能導向的未來。
莫洛並且提到他參與了約翰威利出版社的一個調查團隊，就 2018 年的一篇論文展開調查。該論文使用面部辨識運算法來分析一個維吾爾人、圖博人和韓國人的照片資料庫，而調查團隊認為這個研究侵害人權的可能性太高，且「作者們的語言帶有種族歧視的意味」，因此已經向約翰威利提出撤銷論文的要求。
根據國際出版倫理委員會（Committee on Publication Ethics）就出版原則訂下的要點，科學論文即使已經通過個別倫理委員會的審查（如上述約翰威利的論文），出版社依舊可以基於倫理考量而拒絕刊登，此外，科學期刊也必須特別留意就「脆弱群體」所從事的研究。當然，這對科學期刊和出版社來說都是額外的負擔，也可以想見，即使科學界更加謹慎，也不太可能全然杜絕有問題的研究，但這無疑是科學界的進步。畢竟科學家並非如德高望重的皇家科學會會長所想的，是某種澄澈透明的存在，卻有可能為政權服務，或者以他人的人權為代價來獲取學術利益，而這一點，只有同樣身為科學家的人最知道如何反制。
圖／tian yake (CC BY-NC-ND 2.0)
誠如莫洛告訴《自然》新聞小組的：「我的看法是，舉凡就中國人口進行的基因研究都不符合倫理，因為濫用的情況實在太普遍了。」
基因、生物辨識與人工智慧等研究領域開始對中國提高警覺，跟近年來「全球民主防中連線」在美國的領導下逐漸成形有關。如果說近年來中國推行的「社會信用評比制度」開始引發民主國家的竊竊非議，那麼到了 2018 年底，華為財務長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捕的驚人新聞，則讓世界各國和不同領域的專業人士明確意識到一樁極其糟糕的事實 —— 中國正在對全球秩序和基本人權構成威脅，而且是以看似中立清高的科學研究為手段和號召。
所幸如今的科學家比過去更加清楚，以人權為代價取得的研究成果不是科學家的榮譽，且我們已經有一些正面的案例可以參考。例如澳洲柯廷大學（Curtin University）有一位研究者是上述約翰威利重審論文的共同作者，而柯廷大學明確的將基本人權的保障置於學校和個別研究者之上，主動請求約翰威利就已刊出的論文重啟調查，如有必要並做出撤銷論文刊登的建議。
這才是科學家真正的榮譽。而在權威科學期刊如《自然》的號召之下，這樣的科學家可能會越來越多，共同構築起一道反對科學惡用的圍籬，或者至少也要將罔顧科學倫理的科學家排除在國際科學社群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