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篇談到了俄羅斯政治歷程所塑造的特殊生態，讓蒲亭在俄羅斯擁有高支持率，我們爬梳了蘇聯解體到俄羅斯的歷史過程。本篇我們要來探討俄羅斯最深層決策體制是如何形成、又都是哪些人在主導？「俄羅斯政治精英體制」又是怎麼樣的一套「潛規則」呢？
「蒲亭精英」是如何形成的
精英是社會的統治集團，是政治階層的最高階層，制定對整個社會具有約束力的決策，而通常他們的圈子非常小而且封閉。
俄羅斯的現代政治精英從上世紀 90 年代末開始形成，現代統治階級被稱為「蒲亭精英」。這個術語的實質意思是：弗拉基米爾．蒲亭在 2000 年首次執政後就立即開始消除摧毀鮑里斯．葉爾欽遺留下來的政治權力體系。蒲亭建立了一個有序的行政權力體系，並形成了以蒲亭政府為核心的權力體系。
俄羅斯現代政治精英的來源與構成非常多元，其中幾個流派團體為主要勢力。這些主導的流派團體通常是官僚團體、執法機構、前犯罪集團或商業財團寡頭等。
值得一提的是，俄羅斯政治精英和財團有密不可分的關係。過去幾十年，真正的權力核心力量一直都集中在 90 年代最成功的俄羅斯商人手中，而沒有足夠資產的人通常能獲得的權力都非常有限。在這些政治寡頭中，有 Grigoriy Luchansky（千萬富翁，最早在西方開辦企業的俄羅斯商人之一）、Boris Berezovsky（數學教授，億萬富翁）、Mikhail Cherny（冶金產業的「王者」，億萬富翁）、Vladimir Gusinsky（俄羅斯的第一代銀行家，媒體產業大亨）等。
在俄羅斯，政治精英的入門門檻是非常封閉和狹隘的，以及俄羅斯國內並沒有反精英的政治傳統或氛圍。隨著近年來俄羅斯國力崛起，俄羅斯政界開始無法忍受美國在世界舞台上的主導地位。俄羅斯的政治精英們感受到了這股政治氛圍以及民意，因此他們提出了「美國威脅論」，強調美國對於俄羅斯地緣政治的威脅。甚至希望結束美國為領導的單極時代，這個跡象最明顯的時候是在 2007 年。
俄羅斯精英壟斷資源 無法走向兩黨制
蘇聯解體後，俄羅斯的執政精英最初曾試著朝兩黨制轉型。但後來發現兩黨制在俄羅斯完全行不通。因為一般來說，如美國的兩黨制是來自於以前內戰的兩股力量對抗，雙方各自代表截然不同的經濟基礎與價值觀 —— 內戰後雙方達成共識，會盡量以非暴力形式進行合作協商，這也是雙方的基本底線，從而形成美國的兩黨政治。但在俄羅斯完全不同，俄羅斯所有的政治力量在經濟上依賴本國的龐大天然資源，而這些資源被精英完全壟斷，所有人都在同一條船上，這些共同壟斷資源的精英只是在政治方面意見不同。事實上俄羅斯的改革焦點都是非經濟性的，所以這一點和很多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存在著根本差異。私營企業財團的影響力也只局限於遊說方面，因此在不論是哪股政治力量，想要吸引社會支持，真正著重的地方都是政治性的。
在蘇聯解體後，俄羅斯政治精英徹底改變了國內對於社會經濟和政治態度。在現代政治因素和全球化因素的影響下，這些政治精英經歷了重大變革。為了適應新時代的要求，同時由於俄羅斯面臨各方面的挑戰，俄羅斯精英的構成很容易發生變化。與此同時，俄國內社會處於一種可以缺乏統一感以及分裂的情況。
通常來說一個分裂的社會，其中絕大多數人感到被剝奪，而要改變這個狀態通常是精英的職責，需要改變國家。但現代俄羅斯精英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他們對國家的根本利益和戰略前景漠不關心，通常只有人口與資本額以及其他收入項目在增長的狀態下才會受到精英的關注。也正是因為精英保持著這樣態度立場，所以在很大程度導致了俄羅斯作為一個新興民主半總統制國家卻飽受腐敗困擾，甚至可說這種官僚貪污腐敗已是制度性問題，成為俄羅斯政治結構的元素之一。而在今天，對於俄羅斯大部分的精英來說，貪腐是一種可以理解以及便於行事的工具。
蒲亭精英的三大梯隊
1991 年在俄羅斯上台的民主力量讓政治精英內部發生了重大變化。但後蘇聯和俄羅斯精英並沒有成為一個全新的政治和文化實體，蘇維埃精英分裂成了不同的群體，每個群體都追求自己的企業利益。
蘇維埃精英有著 Nomenklatura（蘇聯「職官名錄」制度），指的是一種幹部及職官制度，曾在蘇聯和一些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及當下共產國家實行。又稱「社會名流名錄」。職官名錄制度的核心是由共產黨擬定政府及經濟部門全部重要職位的幹部名單，形成一個官僚特權體系。
Nomenklatura 特權精英在社會中的地位在蘇聯解體後的俄羅斯被保留了，但不太一樣的是他們其中一部分投入商業，另一部分投入國家機構（總統行政，政府）。這些年紀較大的精英被稱為第一梯隊、第二梯隊：是「新精英」，由積極參與商業活動的年輕，充滿活力的寡頭為代表。這些精英也代表富裕的金融、銀行、商業資本群體的利益。他們當中的一些人參與政治，另一些人從事商業活動。再來是第三梯隊：新的區域政治精英，通常是俄羅斯的聯邦共和國的民族主義有影響力的地區知識分子、政治領導人、地方民族意識的載體。
在葉爾欽擔任總統期間，親戚、朋友和熟人的狹隘圈子創建了一個挑選精英的過濾系統， 隨即在蒲亭擔任總統（2000 ~ 2004）的第一任期就開始嘗試重組俄羅斯政治精英。此舉也導致一些曾在 90 年代參與非法私有化財產的精英被迫移民，故也剷除掉了一些家族政治體系。
蒲亭面對滿屋子的政治和文化精英如此說道。
圖／Merco Press
在蒲亭擔任總統的第二任期內（2004 ~ 2008），曾試圖在聯邦和地區政府中徹底取代舊的 nomenklatura 和寡頭精英，重新分配政治和經濟權力，但在 2008 年形成的精英階層的新形態 —— 即蒲亭總統任期的第二任期末，結果卻與蘇聯後期精英階層情況的差別很小。因為俄羅斯政治精英的重組仍然是建立在個人關係的基礎上，而不是在法定機構的幫助下挑選，特別是黨派的制度。蒲亭雖然想穩定政局，加強行政權力的深度，且取消寡頭們的權力，但並不是全部。到 2004 年，被公開政治驅逐、帶著恥辱的「寡頭」所留下的空缺，被「忠誠的」寡頭們取代了。比如西伯利亞石油公司，切爾西足球俱樂部等的所有者，該公司的前兼職州長 Chukotka R. Abramovich，盧克石油公司總裁 V. Alekperov 和俄羅斯鋁業公司 O. Deripaska 的總裁等。
也就是因為這樣，在蒲亭短暫下台交棒給梅德維傑夫（Dmitry Medvedev）擔總統任期開始，俄羅斯政治精英（階級）的結構在許多方面與蘇聯末期的精英結構相似。
可以區分成四個群體：
- 最高行政精英，在建立權力縱向的過程中，重新獲得其主導地位和全部行政權力;
- 當選的議員：他們的影響力極低;
- 安全部門以及軍事部門：他們的影響力明顯增強;
- 商業精英（寡頭），他們的影響力急劇增加，他們推動了文官人數的比例。在 2008 ~ 2011 年全球經濟危機的背景下。融合是俄羅斯精英的一個重要趨勢，也就是聯邦政府和民間企業和地方政府。在 2008 ~ 2011 年的危機中商業和政府的融合變得更加普遍。今天，許多高級官員，譬如俄羅斯副總理兼部長，同時擔任私營公司董事的例子已經很普遍。然而這種做法導致官員充當公司本身利益的說客或門神。比如美國財政部最近取消了對俄羅斯鋁公司的制裁，原因就是蒲亭的親信，也就是總裁本人的個人股份比例已經大幅下降，使得俄鋁公司脫離蒲亭的控制範圍。
對俄羅斯政治的影響
回到當今的蒲亭時代，雖然蘇聯解體已經超過 25 年，但精英仍然沒有透明的挑選制度。在實際狀況中任人唯賢的原則甚至已經完全不適用，主要原因有 4 點：
- 聖彼得堡幫佔據俄羅斯政治。幾乎所有最重要的政府職位都被聖彼得堡幫的人佔據。比如總理和總統、聯邦議會上層和下院的負責人、也包括了大多數主要部長級職位，包括俄羅斯聯邦最高仲裁法院院長以及主要國有公司的負責人。
- 家族政治。儘管已經立法禁止，但這種做法仍然持續發展。大型公共和私營公司的董事會成員包括親戚、政治家的子女和高級官員。前俄羅斯總統行政長官 S. A. Ivanov 的長子 A. Ivanov（1977 年出生）是國有公司 Vnesheconombank 的副主席，而最年輕的謝爾蓋（1980 年出生）是 SOGAS OJSC 董事會主席，OAO Gazprombank 董事。前俄羅斯聯邦情報局局長 M．弗拉德科夫的長子彼得（1978 年出生） 是Vnesheconombank 銀行副主席，最小的兒子帕維爾（1980 年出生），則負責國家財產管理的聯邦機構。
- 執法機構人員和公司的主導地位。那些試圖保護國家利益但沒有管理國家機構和大公司經驗的人變成了管理級別人員。他們能力和程度通常讓人質疑。
- 除了精英的低素質，無法與民眾溝通外，現代精英的主要缺陷是效率低下。他們太熱衷於滿足他們的既得利益。
現代俄羅斯的政治精英，蘇維埃社會和現代的政治精英在以往的歷史都保持著連續性。就像在莫斯科國和俄羅斯帝國一樣。現代俄羅斯的政治精英保留了蘇維埃時期的侍從主義，成為國家事務中的主導。從 1991 年到 1996 年俄羅斯精英的變動，主要是根基於兩個主要關鍵，一為戈巴契夫的改革，另一則為 1991 年的蘇聯解體。
蘇聯社會的政治精英從形成到解體已有 70 多年的歷史。它完全形成於 20 世紀 ’30 年代中期，隨後幾年直到 1991 年，它的形成原則並沒有改變。佔領任何職位最重要的是能夠執行高級管理層作出的決定。蘇聯政治精英是一個相當有凝聚力的團體，與此同時，精英的社會文化形象在這七十年中並不相同。
第一代蘇維埃精英代表：20 世紀 ’20 年代和 ’30 年代的精英，是專業的革命者，他們說服馬克思主義者且對國家發展同時擁有有自己的看法，並且能夠捍衛這種觀點。20 世紀 ’30 年代和 ’50 年代的壓抑破壞了共產黨的智力潛力，赫魯曉夫和 L.I. 勃列日涅夫 — 受過良好教育，對理論缺乏精通，沒有戰略思維。20 世紀 ’50 年代中期和 ’80 年代中期的許多精英成員主要擔心的是他們自己的福祉。
接著在 1985 年，戈巴契夫精英已發生了重大變化 —— 許多新人湧入其中，精英復興，其教育水平不斷提高，無黨派領導人出現。與此同時，改革時代的精英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舊的工作方法，未能製定出明確的社會和經濟改革方案，其中許多改革已經過時。就在戈巴契夫的統治下，精英們被「吸引」進入經濟活動，精英實際上在俄羅斯進行了一場經濟革命，積極參與了最有利可圖的經濟部門私有化。
解體後的蘇聯 1991 年，俄羅斯政治精英的架構開始形成。在 20 世紀 ’90 年代，仍然沒有成熟的精英，只有各式各樣的精英團體在他們之間爭奪權力。這些精英群體的絕大多數成員來自前面所說的第二和第三梯隊。
至於二十一世紀初俄羅斯的政治精英，特別是在人員輪換方面。已成為「政治精英 — 行政精英 — 商業精英」這樣的循環。現在蒲亭面臨著最後一個任期執政，政治精英的流動與更替備受全世界關注，但可以確定的是，俄羅斯的政治精英仍然受官僚主義的影響，而不是民主。
下一篇將談到關於蒲亭對於民主自由的態度，下篇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