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史館近日將蔣中正與蔣經國日記提報為「國寶」，此舉引發學界批評，認為未顧及轉型正義。對此，國史館發表聲明，強調「國寶」僅為文化資產的法律身分，文物本身具有「中性」價值，此舉完全依據相關法規辦理。
針對國史館的說明，中研院社會所博士後研究學者葉虹靈與東吳大學政治系教授陳俊宏共同撰文指出，國史館僅從法律層面論述，未回應「國寶」一詞在社會上所承載的正面意涵，恐難以化解爭議。他們認為，作為文物主管機關，國史館應提出更具說服力的論述，說明在蔣介石兼具中華民國前總統與促轉條例所稱「威權統治者」等多重歷史角色的背景下，該如何看待其日記列為「國寶」的歷史意義。
▌國史館提報兩蔣日記為「國寶」 遭批罔顧轉型正義
國史館聲明中強調，「國寶」僅是《文化資產保存法》下的法律名詞，文物本身為「中性」，此舉屬依法行政。然而，文中指出，對一般民眾而言，「國寶」往往承載高度正向的象徵意義。教育部國語辭典解釋「國寶」為「國家極珍貴的事物或極卓越的人才」，相信這與社會的普遍認知相符。
文中近一步表示，若文化部在二二八家屬集會上宣布兩蔣日記為「國寶」，並解釋這只是中性的法律用語，恐難以令人信服。國史館作為直屬總統府的最高史政機關，若僅以中立化的技術說詞回應，恐難以消弭批評者的疑慮。
此外，文中指出，國史館雖表示自 2016 年起即啟動相關作業，2023 年 9 月之後的提報也屬依法辦理，但值得注意的是，當時轉型正義概念尚在發展階段。而 2022 年促轉會的總結報告已明確指出兩蔣的威權統治作為，國史館自身亦出版多冊政治案件史料，揭示威權統治對台灣社會的影響。
在轉型正義逐漸體制化的背景下，應將此概念納入政策思考。若將兩蔣日記列為「國寶」，是否適宜？若適宜，又該如何提出論述，以兼顧不同立場？僅聲稱此舉僅是呂規陳隨的例行公事，說服力恐怕有限。
▌國寶定位的爭議 涉及歷史記憶與社會價值的討論
最後，文中認為國史館應謹慎定位蔣介石記憶。台灣社會對蔣介石的記憶至今仍有激烈交鋒，當代的文化資產保存討論，不僅著眼於特定遺產的原始狀態或真偽，更強調其所反映的多元歷史記憶與複雜性。
然而，國史館目前的說法是否足以支撐用「國寶」來定位兩蔣日記這樣承載多重歷史與社會意義的文物？我們更好奇的是，國史館藉此究竟想要傳達關於兩蔣什麼樣的記憶？
文中進一步追問，若將兩蔣日記列為國寶，那麼陳澄波的畫作、白色恐怖案件卷宗等反映威權統治歷史的文物，是否也能獲得相同定位？若這些文物並列，政府希望透過這些指定傳遞何種歷史觀？這些問題不僅關係到我們如何看待歷史，也促使社會思考應珍視哪些價值。
總結而言，文中認為，兩蔣日記作為公有文物，應獲得妥善修復與管理，主管機關依法爭取資源亦無可厚非。然而，將其提報為「國寶」不只是技術性問題，更涉及歷史記憶與社會價值的討論。期盼國史館能以更開放的態度，重新檢視「國寶」的定義與象徵意涵，並藉此機會促進社會對歷史的對話與思考。
▌周婉窈批國史館：不應牽拖張炎憲、混淆歷史認知
台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周婉窈在臉書發文表示，先前聽到國史館提報兩蔣日記為國寶，心情惡劣，就在臉書寫了兩行字，表達無法接受。而後對於國史館新聞稿中以「譏諷」一詞描述發文中表達「無法接受」的兩行字，感到很不舒服。
周婉窈說明，新聞稿花很多力氣在講提報「國寶」符合其基準：一、能表現傳統、族群或地方之風俗、記憶及傳說、 信仰、技藝或生活文化特色之典型。二、歷代著名人物、國家重大事件之代表性。三、能反映政治、經濟、社會、人文、藝術、科學等歷史變遷或時代特色之代表性。四、具有獨特藝術造詣或科學成就。五、獨一 無二或不可替代性。六、對知識、技術或流派發展具特殊影響或意義。
周婉窈問道，請問兩蔣日記符合哪一項呢？第二的第一項勉強，但如果彭孟緝也有日記，也要提報為國寶嗎？新聞稿後面附的兩張國史館「國寶」表，大都和受降、中華民國憲法、訓政時期有關的歷史文獻。提報個人日記為國寶是首創。
針對新聞稿第二節「張炎憲館長任內（2000-2008）並無具體法制足資遵循，但已將館藏相關文物列為內部『珍貴動產』」，周婉窈質疑，是否代表如果當時已經有國寶等級，張炎憲館長也會提報為「國寶」？
周婉窈批評，國史館不應將前館長張炎憲牽扯其中，試圖以此合理化決策。他表示：「請不要牽拖普受民間尊敬的張炎憲先生，我想他若在，頂多就是國寶下一級的『重要古物』吧？」
周婉窈進一步指出，這起事件不僅關乎法律名詞或文化資產的身分認定，更涉及台灣人的歷史記憶與情感。
▌周婉窈強調奮鬥未止 對中正紀念堂改為總統紀念圖書館無法接受
周婉窈表示，若他曾批評國史館館長，應該僅限於一篇臉書貼文，質疑將中正紀念堂改為歷屆總統紀念圖書館的倡議。他坦言：「我真的無法接受。真的無法接受。」
周婉窈回顧自身歷程，強調自 18 歲起便與黨國結構奮鬥，深知個人力量的薄弱，半世紀後仍未停止努力。他感嘆，隨著年齡增長，越能體會打破結構的困難，但依然「毋甘願」，並非為個人，而是為前輩與台灣的歷史正義而不甘心。
周婉窈最後提到了台灣學術界的「自我建制化」現象，並舉反課綱微調運動為例，指出當時只有一位中研院台史所學者公開聲援——即他的學弟吳叡人。
周婉窈直言，台灣的歷史轉型路途艱難，但這是時代賦予的使命，唯有持續奮鬥，才能推動社會前進。他強調：「這條路已經不是一個人的江湖，前輩比我們更辛苦、更孤單、更稀微。在三月的中旬，我們無法不感到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