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教教宗方濟各 4 月 21 日辭世，各地天主教會齊悼念，他任內積極推動改革，同時也力促無神論與宗教控制的中國與梵蒂岡的關係，能夠有更近一步的發展。過去在位的 10 多年間，針對主教任命等議題與中國有許多頻繁的接觸，如今教宗逝世，也讓他長久以來推動的中梵關係有了不同的變數與發展。
教宗方濟各任內積極推動中梵關係修好
天主教與中國共產黨治下的中國始終沒有很確實的交流。但是，方濟各教宗上任後開始透過公開談話和外交禮節釋出善意。例如英國衛報就曾報導，2014 年他前往韓國訪問時，其專機獲准首度飛越中國領空，方濟各並罕見地向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致電文問候，被視為為雙方建立對話開啟了契機。
同年 12 月，面對西藏宗教領袖達賴喇嘛來訪羅馬，梵蒂岡以對中關係處於「敏感時刻」為由婉拒了教宗與達賴的會晤請求。
梵蒂岡官員更私下表示，此舉是為了避免中國天主教徒因此承受更大打擊，而非出於對北京的畏懼。
此外，路透社也報導過，方濟各多次在公開場合對中國文化與人民表示敬意，強調願意隨時訪問中國；他曾於 2015 年明言「希望能前往中國大陸」，2023 年從新加坡返程時再次重申訪中夙願。
中國與梵蒂岡：主教任命權之爭
但是，談及中梵關係的發展為何如此艱難，核心癥結點在於「主教任命權」的爭奪。
對天主教會而言，根據天主教法典 331 條所載，教宗位置的傳承來自於宗徒之長伯鐸（或譯彼得），而主教的任命也來自於教宗的圈選與認可，主教再授予神父司鐸職位，依此建立起天主教會的聖統制。
聖統制是維繫普世教會共融的關鍵；歷來唯有教宗擁有任命主教的至高權威，任何外部干預都被視為對教會聖統制度的侵犯。
天主教法典 331 條 羅馬教會主教享有主單獨賜給宗徒之長伯鐸的職位，此職位亦應傳遞於其繼承人，因此教宗為世界主教團的首領、基督的代表、普世教會在現世的牧人。也就是說，在天主教會內包含主教、神父等的任命，都是來自於宗座（教宗）的許可、認可，是天主教內維繫教會的關鍵，也是教宗權威的展現。
然而，中國政府自 1949 年中共建政後，無神論的中共，雖然沒有完全禁止宗教，將宗教為主權範疇內事務，拒絕外國勢力介入，強調主教任命是國家主權延伸，不容他國（包括教廷）插手。
1950 年代，北京驅逐教廷駐華代表，創立由共產黨領導的「中國天主教愛國會」，自行選擇和祝聖主教，導致中國天主教會分裂為官方教會與地下教會兩套體系。
地下教會私下延續與羅馬教廷的連結，堅持教宗對主教的任命權，而官方教會則在人事上完全受中國政府掌控。在梵蒂岡看來，國家干預主教任命不僅違反教會法，也使教宗對普世教會的管轄權受到挑戰，進而危及教會內部的團結。
推薦權：給予中國一定程度的主教任命參與機制
幾十年來，這種僵局導致數十位中國主教既不被教宗承認、也未獲北京官方承認的扭曲局面。正因如此，如何處理主教任命權成為中梵建交的最大障礙與談判焦點。
2018 年的臨時協議嘗試在此找到中間地帶，同時兼顧教宗對主教任命的最終發言權，給予中國政府「推薦權」，某種程度上承認了北京在中國教會人事上的參與角色。
梵蒂岡方面期望，此協議能逐步修復數十年來中梵在主教任命問題上的裂痕，最終實現中國全境的主教任命都獲教宗認可，恢復教會聖統制的完整。
不過，批評者擔心，讓步中國政府恐為日後埋下教會獨立性的隱憂；而北京當局則視教宗接受其部分主導為重大勝利，顯示中共在宗教事務上的主權主張獲得一定程度的國際承認。
牧靈而非政治性？ 2018 簽署「臨時主教任命協議」
2018 年，梵蒂岡與中國簽署了一項劃時代的臨時協議，就中國境內天主教主教任命達成共識。這是 1950 年代中共建政以來雙方首次就此敏感議題妥協：協議內容至今機密，但據稱中國政府可推薦主教人選，由教宗擁有最終否決權與任命權。
當時，聖座曾強調，這項協議「並非政治性的，而是牧靈性的」，目的是讓中國信徒既有與羅馬共融的主教，同時也為中國官方所承認。
協議簽署後，教宗方濟各迅即赦免並承認了先前由北京違規任命的七位主教的合法地位，以換取中國政府承認教宗對主教的最高權威。
香港榮休主教陳日君樞機痛批：「出賣地下教會」
然而，此舉在教會內部引發巨大爭議。曾任香港主教的陳日君樞機等人嚴詞抨擊這是對地下教會的「出賣」，因為梵蒂岡要求數位忠於教宗的地下主教讓位給政府挑選的人選。
在協議簽署的同時，北京方面也展現一定合作姿態。例如，2018 年 10 月有兩位中國官方主教首度獲准赴羅馬參加主教會議，被解讀為中方對協議的善意回應之一。
教廷國務卿同時也是當前繼任教宗熱門人選之一的帕羅林樞機，作為該協議的主要談判者，他在為續簽辯護時表示，雖然協議成果「看似微薄」，但考量中梵數十年的對立歷史，這是「漸進治癒中國教會創傷的重要一步」。
教宗方濟各也坦承協議推行「進展緩慢」，但他強調教會對華須著眼長遠，「即使不完美的對話也好過沒有對話」。
在 2020 年續簽之際，台灣方面透露教廷私下再三保證，該協議純屬宗教事務，與外交無關，請臺灣毋須過度憂心。
然而事實上，自 2018 年協議生效後，中國對宗教的打壓並未改善，時任外交部發言人歐江安指出「教友被捕、教堂遭拆」，中國宗教自由情況較協議簽署前「實際更惡化」。
圖為其 19 年前被前任教宗本篤 16 世擢升為樞機的畫面。圖：陳日君樞機臉書
與虎謀皮的主教臨時協議 帶來更嚴重的宗教打壓
但是，在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上台後強調宗教「中國化」，中國便對包括天主教在內的宗教團體實行更嚴密的管控。此時的屈服並非是對天主教徒最好安排。
天主教通訊社（CNA）就曾報導，2018 年至 2019 年，中國陸續推出《宗教事務條例》修訂和宗教團體管理辦法等新規，要求一切宗教組織「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在組織活動、人事任命、對外交往等各方面都需接受黨的監督。在今年又再度修改。
根據新規定，未在政府註冊的宗教團體屬非法，這意味著長期處於灰色地帶的家庭教會或地下教會均被嚴厲取締。在這波政策下，不少堅持不加入愛國會的地下天主教堂遭查封或拆除。
以天主教傳統重鎮福建福州總教區為例，2019 年 8 月以來已有逾百座地下教會教堂被政府關閉，大批神父被迫中止牧靈工作，原因僅是他們拒絕參加官方組織的「學習班」或不願簽署效忠愛國會的文件。政府人員甚至在教堂安裝監控設備、防範信徒私下聚會祈禱。
更有甚者，據多家媒體與人權團體報導，部分不配合官方的地下神職人員遭到拘留、失蹤，甚至傳出遭酷刑逼迫放棄忠於教宗的案例。
地下教會因為中梵關係改善而受到挑戰
梵蒂岡與北京的協議並未阻止這類打壓，有地下神父感嘆協議後「地下教會幾乎已消失」，許多原本忠於教宗的信徒被迫轉入官方教會或轉為更加隱蔽的家庭聚會。
梵蒂岡在 2019 年發布給中國教會的指引中，曾呼籲中國政府尊重那些因良心問題仍無法加入愛國會的「良心拒服者」，但此呼聲未獲中方正面回應。
中國外交部雖堅稱中國公民依法享有宗教信仰自由，但所謂「正常宗教活動」必須在政府掌控範圍內進行，任何不服從管束的信仰實踐都被視為對國家安全和穩定的潛在威脅
教宗方濟各任內，中國的宗教政策日趨強硬，地下天主教會所承受的生存壓力有增無減。這也使得梵蒂岡與北京簽署的協議效果大打折扣，教宗雖期望透過妥協換取中國宗教自由的改善，但在許多評論者看來，短期內中國官方對宗教的高壓態勢不太可能鬆動。
台灣、中國與天主教會後續將如何發展？
但是，回過頭來，中梵關係的發展也牽動著台灣與教廷之間的外交關係走向。
梵蒂岡目前是歐洲唯一與「台灣」有正式邦交的國家，也是全球僅存 14 個承認「台灣」的主權國之一。但說是與台灣有邦交，實際上是與自稱代表中國的「中華民國」有邦交。在梵蒂岡的認知上，台灣仍屬於中國的眾多教區的一個，目前在台灣的主教團英文翻譯也仍然稱為「中國主教團」。
雖然，迄今為止，教廷多次向臺灣保證中梵主教協議純屬教務，不涉及改變外交承認。2020 年協議續簽時，外交部即表示「我方持續獲梵蒂岡保證，與中國的主教協議是宗教事務，無關外交關係」，呼籲外界勿過度解讀。
但是，不少觀察人士認為，北京當局長遠的戰略目標之一，即是透過與教廷修好來逐步削弱台灣的國際地位。中梵協議正體現了中國政府長期以來想讓教廷終止對台灣承認的意圖。
然而也有不同的聲音。外交家雜誌就曾引述前副總統陳建仁的話強調，台灣的天主教會雖人數不多，但長期在教育、醫療、社福等領域深耕，對社會穩定貢獻良多。
他認為臺灣作為一個信仰自由且尊重人權的社會，為天主教在亞洲的發展提供了難能可貴的土壤，教廷與臺灣的關係有其戰略與價值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