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乃德》轉型正義的追尋：這是一個不斷對話的歷程

新台灣和平基金會邀請吳乃德（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兼任研究員）於 2 月 26 日針對轉型正義發表專題演講，由王美琇女士擔任主持。吳乃德說，轉型正義應該是一個不斷前進、不斷變動的歷程。他強調自己並沒有打算在這場講座中，提出太多個人的見解，而是希望透過歷史事實或資料的分享，來引發大家的討論，藉此互相對話。

這是新台灣和平基金會舉辦 12 場轉型正義系列講座的其中一場。現場參與者約莫一百多人，與會嘉賓包含陳翠蓮（台大歷史系教授、二二八事件研究者）、劉進興（國家人權委員會諮詢顧問）、郭雨嵐（新台灣和平基金會董事、律師）、馮賢賢（新台灣和平基金會董事、前公視總經理）、張富美（前國策顧問）、艾琳達（人權運動者）、陳嘉銘（中研院社會所副研究員）、張龍僑（陳文成基金會執行長）、蔡喻安（真促會執行長）等出席聆聽演講。

王美琇：知道二二八大屠殺　蔣萬安怎麼還敢出來選舉？

新台灣和平基金會副董事長王美琇在開場主持時表示，基金會之所以要舉辦一系列的講座活動，乃是因為我們的轉型正義工程一直都沒有做得很好。她說，轉型正義工程分為三個部分：加害者咎責、歷史真相的保存、被害者的賠償，但是針對前兩部分的進度幾乎是零。

王美琇感性卻有力地說道：如果社會大眾都知道，蔣介石與二二八大屠殺了關聯，以及白恐時代，蔣經國就是情治單位的頭子，那蔣萬安今天還膽敢出來選舉嗎？對家族所作所為，沒有一點羞愧？蔣萬安有為了這些歷史悲劇不幸，曾向社會大眾致歉嗎？

王美琇強調：我們整個社會，都對於轉型正義非常輕忽，這些悲傷的事情都是我們的民族記憶，我們必須知道這些傷痕。這些歷史傷痕，作為一種對不義政權的反抗，也是我們作為台灣人的驕傲。希望我們可以不斷還原歷史真相，讓這些真相，一步一步向社會大眾公布。

吳乃德：轉型正義看似簡單　卻難以「完成」

或許有人會質疑，政治人物怎麼總是到了選舉才談轉型正義，平常都不聞不問？吳乃德指出，轉型正義這個議題有三個特性：

一、這個議題或概念，表面上看起來非常淺顯易懂，大家都大概知道在幹嘛，然後每個人都可以安心提出自己的意見，不需要擔心自己是不是「專業知識」不足；

二、然而這個議題卻牽涉到政治、倫理、法律這幾個面向，而政治與倫理的議題，是很難有標準答案的；

三、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歷史記憶、民族性格、民主發展等個別因素，所以並無法透過直接借鏡其他國家的經驗，就可以處理台灣的轉型正義問題。

正是因為這三個特性，轉型正義變成人人可以暢談，但其內涵卻千絲萬縷，難以有共識、也無法有標準答案可供參考。

再者，只要談到轉型正義，在政治利益的分配上，就一定會有某個政黨得利、另一個政黨受傷害。吳乃德說明，威權統治的政黨，即使遭到解散之後，還是會遺留下一些成員、思想，改頭換面之後變成新的政黨留存下來，那麼只要想推動轉型正義，威權時期留下的政黨，就必然受到傷害，而其他民主政黨就因此獲得利益。

轉型正義執行 吳乃德提三點建議

1. 必須無所不用其極的保持政黨中立

當我們設立一個專責處理轉型正義的組織後，什麼樣的人來進行轉型正義的工作，就會直接影響到社會的接受度。以南非的「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為例，他們就是在二百多位候選人之中，只選出 17 名社會可以接受的公正人士，並邀請在南非社會各界具有清譽的屠圖大主教（Desmond Mpilo Tutu）擔任主席，藉此獲得社會大眾的接受。

2. 處理轉型正義的人員不能藉此獲利

吳乃德說明，負責轉型正義工作的人員，其薪資不能來自特定政黨的資源，所以盡量不能來自於政府資源，因為就會與執政黨有關；而且該人員也不能夠因為執行轉型正義任務，而因此更加獲得什麼利益或好處。

吳乃德還說，當時他建議行政院長蘇貞昌要注意此點，蘇貞昌也立即表示，如果是商請大學教授借調擔任促轉會的委員，該教授就不能領取大學給付的薪資，而促轉會給的薪資，就不能超過大學教授在大學任教所獲得的薪水，藉此來避免任何人因為擔任該職務而獲得額外利益。

3. 審判程序的構成員必須讓人信服

如果有需要針對某一事件進行討論甚至審判，那麼這道程序中的構成員，就必須在審理或認定事實的過程中，盡可能取得社會信任。比方說，政治受難者就不能夠成為審判的成員，否則恐怕影響正當性。

侯友宜算是加害者？台灣共產黨員算是加害者？

接著，吳乃德談及難以處理的身份認定問題，也就是受害者、加害者，到底應該怎麼認定？

吳乃德舉例說，當時台灣共產黨員的確接受中國共產黨指揮，要在台灣吸收黨員、成立武裝基地、配合中共解放台灣等，後來這些台共黨員遭中國國民黨逮補，那台共黨員就是「受害者」嗎？

又或者，很多人說新北市長侯友宜當時配合上級指示，前往逮補鄭南榕，間接導致鄭南榕以自焚方式捨身捍衛言論自由，那麼侯友宜是「加害人」嗎？還是可以說他只是「奉命行事」？

我們究竟要怎麼去看待這些拒絕反抗不正義的人？我們在道德上是否以及如何給予譴責？這是一個很困難的問題。

吳乃德建議：檔案最好不要全面開放

針對白色恐怖時期的檔案開放與否議題，吳乃德說，有點懷疑某些學者是不是沒看過檔案，所以才會主張要「全面開放」？不僅是檔案記載內容真實與否有問題，這些檔案中，還有許多個人隱私，例如某某人的婚外情等事，這樣的事情如果全面開放，恐怕不會有和解的作用，而會造成一定傷害。

吳乃德表示，很多人說：「沒有真相就沒有和解」，但是他想問，很多人都看過檔案了、知道誰監控自己了，那麼和解了什麼嗎？

台灣缺乏一個共同認同並可以鞏固與紀念的對象

對於「和解」，吳乃德也有自己的「提問方式」。吳乃德說，當我們會反覆提及「和解」時，那大概表示我們現在的狀態是沒有「和解」的，我們的社會有兩群人之間是沒有「和解」的；接著，我們想像一下未來如果和解的狀態會是怎麼樣，是這兩群人就從此相親相愛了嗎？我們可以好好設想一下；最後，從沒有和解走向和解，這個過程要怎麼進行？我們在這個過程中要做什麼？

針對近來歷史紀念碑，例如七海官邸、中正紀念堂轉型的爭議，吳乃德說，台灣社會對於兩蔣有完全衝突的記憶與感受，但那些人還是要蓋中正紀念堂與七海官邸，造成很多的麻煩，實在不知道在想什麼，只要有中正紀念堂存在的一天，你又該如何面對那些白色恐怖的受害家屬呢？

吳乃德也感慨，我們似乎缺乏一個大家都認同的，可以鞏固與紀念的面孔。吳乃德認為建立台灣社會的歷史記憶與共識基礎，是非常困難的，因為每個人的核心理念與認同都不一樣，我們只能接受，不同人的民主程度是不一樣的，並持續對話、持續努力下去。

參考資料：新台灣和平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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