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抄西抄」的王杏慶（南方朔）能與班雅明、錢鍾書比觀嗎？──敬答楊索君

有楊索其人，恕我寡聞，從來沒有聽過。朋友告知，他在臉書上批評我的那篇〈談『東抄西抄』王杏慶（南方朔）及其他〉，通篇開首即引班雅明、錢鍾書為文都是「引語」云云。

搬出錢鍾書...　楊索不就支持金恒煒論點了嗎？

楊索說：「哲學家班雅明的未盡之志是『完全用引語寫一本書。』金恒煒先生聽說過嗎？」「錢鍾書的《談藝錄》，句句相連，全本幾乎都是引語。」

這是用掉書袋方式打筆戰，楊索犯的最大問題是，他敢如此質問論敵，不知何所據而云然？沒有知己知彼而冒然發動攻擊，犯了兵家大忌，使我不得不做防禦性的回答。

為了把王杏慶的「東抄西抄」合理化而抬出班雅明與錢鍾書為例，進而挑戰的問「金恒煒先生聽說過嗎？」先回答楊索提問的核心議題：王杏慶的「東抄西抄」可否與班雅明、錢鍾書比觀？答案是：否。

班雅明、錢鍾書的書寫方式或理論，之所以不能證成王杏慶的「東抄西抄」，下面再分曉。重點是楊索不啻承認王杏慶的文章是「東抄西抄」，那不就是支持我的論點了嗎！

文章回顧：〈談『東抄西抄』王杏慶（南方朔）及其他〉

竟拿班雅明比王杏慶？　竹篙湊菜刀

我讀過班雅明論著，但不是班雅明專家，也不會抄他人論述來談班雅明。不過我編《當代》，做過班雅明、法蘭克福學派，也做過納粹、法西斯及流亡的知識分子等專輯，都涉及班雅明。所以談到班雅明，我略知一二。

他 1940 自殺身亡，1955 年兩卷本著作出版，聲名雀起。問我「聽說過嗎？」難言哉。

漢娜鄂倫（Hannah Arendt）為班雅明所編的文集”Illumination:Essays and Reflections”，在「導言」中，她說班雅明「最大的雄心是寫一部完全用引語組成的著作。」班雅明確實想寫一本通篇是「引語」的書，且意欲加以精心組合而無需附帶本文的著作。

目的呢？「要將殘篇斷語從原有的上下文中撕裂開來，以嶄新的方式重新安排，從而使引語之間可以相互闡釋，在自由無礙中以證明其存在的理由。」（參見漢譯本，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這當然是有野心的創作。

那麼班雅明的這個雄心與王杏慶的「東抄西抄」聯得起來嗎？這不僅是指鹿為馬，還是竹篙湊菜刀。

「東抄西抄」也可以是學問　但必須有見地

至於錢鍾書，他的《談藝錄》我們年輕時讀的是盜印本，大約在上世紀七〇、八〇年代，現在還在書架上。他確實博聞強強記，通多國語言，懂英、法、德、義、拉丁文。

我的朋友湯晏如（筆名湯晏）如是說，他崇拜錢氏到五體投地，替錢鍾書寫傳記，前後兩版，都蒙賜寄。錢鍾書後來出了《管錐篇》五冊，體例與前書無異，但從「詩話」開展到「論經談史」。他的學問不是我的菜，我沒有像湯晏如的英雄崇拜，希望晏如兄海涵。

錢鍾書《談藝錄》這這種文體，並不新鮮，其來有自，是中國的一種文類，許多詩話、筆記、語錄、札記、稗官野史等等都可包括在其中。

我讀過陳衍的《石遺室詩話》，當然是「引」他人之「詩」而作論，固以論詩為主，不乏知人論世，陳寅恪所留回憶錄殘稿《寒柳堂記夢》，談到晚清政局，援引陳衍《石遺室詩話》作證，他也推重黃濬（秋岳）的《花隨人聖庵摭憶》，那也是筆記雜文，摭拾晚清逸聞故實，可充史料之資。

再遠的如宋人洪邁《容齋隨筆》，引經史百家做評論，都有獨見，《管錐篇》文體與之近似。

最近無事，讀周作人《風雨談》，大半是引古籍某人一段話，然後作評，有知堂老人的風趣。所以「東抄西抄」也可以是學問，但不能只抄抄了事，必須有自己的見地或與他文他詩攻錯。

詩話中，王國維的《人間詞話》影響最大，袁枚的《隨園詩話》最有名。郭沫若有《隨園詩話札記》，考其得失而褒貶，錢鍾書的《談藝錄》中，有極大篇幅談《隨園詩話》。

有趣的是，後出版的郭著沒有引錢著，甚至一句也無，錢鍾書心中一定不爽。

中國的這些舊學，已乏人閱讀了，「舊學商量加邃密」，既為陳跡，「新知培養轉深沉」，自然作廢。（所引為朱子語），我是學歷史的，跟過幾位老先生讀過古籍，略懂一點「舊學」皮毛，但不諳「詩律」，沒有學過作詩，我讀《石遺室詩話》，是棄公（朋友對周棄子先生的尊稱）推介的。

至於不會作詩，會不會影響到讀詩話？可能。小時候先母鼓勵我們背詩，養成了讀詩詞的習慣，只是嗜好而已。所以我讀詩話，終隔一層。

錢鍾書學問很淵博　卻缺少思想性

回到錢鍾書，關於他的學問，我讀過最有見地的品評，出自他的業師葉公超，說錢鍾書文章如珠玉，但串不成項鍊，（或有人說是他叔叔葉公綽的評語，說錢鍾書「散錢無串」）。

所以楊索說《談藝錄》，「全本幾乎都是引語」，差近，說「句句相連」，則不然。王安石稱「春秋經」是「斷爛朝報」，我讀錢著也有同感，至少我不會從頭到尾讀完，除非我研讀的文獻需要參考錢著。

最早我看過批評錢鍾書《談藝錄》的就是棄公，他酷愛李商隱的詩。他讀了清史大家孟森「李義山錦瑟詩考證」，轉而對錢鍾書解〈錦瑟〉詩非常不滿；錢鍾書此文收入 1986 年《談藝錄》的補訂本，我的舊本沒有，只看到他人之評。

孟森認為是「悼亡詩」，錢鍾書則認為是「自序」；棄公大不認可錢說。〈锦瑟〉詩解讀的人太多，各有不同，說起來一言難盡雜，區區短文不能分疏，細說固難周到，讀者也不見得有興趣。

這裡只引棄公對錢書的惡評：說錢鍾書「虛聲奪人，即吾所長歎之文衰國亂，高陽逕指錯得離譜，亦不為過刻矣。」（收入《周棄子先生集》）高陽寫過李商隱〈锦瑟〉詩考，收入《高陽說詩》，他認為錢說「最具體，亦錯得最離譜」。眾說紛紜，蓋「詩無達詁」，於此可見。

錢鍾書學問很淵博，卻缺少思想性。他批評陳寅恪考楊貴妃入宮是不是處女，認為太瑣碎（trivial)。陳寅恪是唐史大家，他考定李唐世系非漢族，拿楊貴妃進宮事，以之作李唐氏族不在意儒家禮法，藉此證明其說；這是他治史的進路，非為考證而考證。

余英時加以解釋：陳寅恪考辯楊貴妃入宮時是否是處女，是為了證實朱子所說：「唐源流出於夷狄，故闈門失禮之事不以為異。」這這就是錢鍾書登堂而不能入室的原因。

錢鍾書早年雜文如《人鬼獸》，小說如《圍城》，我對他作品沒有驚艷，也不特別喜歡；或許是少年關係，不懂得欣賞，即使夏志清那麼稱讚，依然提不起我重讀的興趣。

他《圍城》裡的人物，可以對號入座，馮友蘭女兒宗璞寫了小說《東藏記》，拿錢鍾書當角色，大約也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身，刻畫錢氏夫婦，據說入微。

既不得罪余英時，又不負胡喬木之託

我去年寫〈「蚤為今日讖」與「預流」 ──陳寅恪的歷史與政治思維〉，有兩萬多字，主要僅集中談陳寅恪在史學上的洞見而及於其對政治的驚人預見，我認爲他是中共建政到今天，以一介書生敢正面挑戰、對決包括毛澤東在內的共產黨最高層級的唯一一人。

拙文文末談到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主管宣傳的胡喬木讀到余英時發表《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的文章之後大光其火，原本邀錢鍾書寫應戰文，錢當然是他第一人選：因為他們不只大學同學，胡還是錢的官方靠山，錢鍾書被引薦翻譯毛選為英文，老闆就是胡喬木，錢因病住院是得到胡喬木的的關照，在住屋緊張下幫他搬進「部長樓」，是胡喬木出的力，《管錐篇》用繁體字成套出版，也賴胡喬木助力。

說個題外話，陳寅恪晚年著作，用陳老自己的話：「蓋棺有日，出版無期」，可見錢鍾書的待遇絕非一般。錢鍾書何等聰明，他婉拒當寫手，卻暗助為黨前鋒的劉斯奮寫反駁文，後來用馮衣北筆名發表，錢鍾書與有功焉；這是錢鍾書兩面光手法，既不得罪余英時，又不負胡喬木之託。此一公案非常曲折，拙文「出版有日」，屆時還請有興趣者指教。

陳寅恪有一段話，深刻描寫世亂紛雜變易的時候，有賢、不肖與巧、拙不同的兩類人，「其賢者拙者常感受痛苦，其不肖者則多享受歡樂，往往身泰名遂。」（見〈元白詩箋證稿〉）陳寅恪與錢鍾書的高下，差可以此判別，台灣那些媒體「大師」何嘗不能放在這個尺度來看？

楊索君下戰帖　我被迫應戰

從來不知楊索是何方神聖，只能以「君」稱呼。他既下戰帖，我被迫應戰，如此而已。我不像魯迅，「惡聲至必反之」，對我的反對意見，大多笑笑而已。

楊文涉及知識的討論，所以願意費時作答，這是原因一；王杏慶是「大師」，死後諛詞盈耳，我不避諱願意說出一點「另一種」意見，如果讓楊索君跳腳，表示抱歉外，也要略作說明，這是原因二。

最近寫完四萬字論文，剛好有點閒暇，拾筆（不對，是電腦打字）作此無益之文，也順便一吐梗在心中已久的錢鍾書意見，這是原因三。

所謂「知我罪我」，不是我所能置喙，特此附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