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被遺忘的抗爭者
在 2014 年時為了抵抗中國國民黨政權強行通過服務貿易協定，民間發起抗爭活動，先是於 2014 年 3 月 18 日晚上 9 時，一群反對服貿協定的公民團體、青年學子衝入立法院議場，並且用桌椅等雜物封鎖住出入口，隨後逐漸組成決策組織，是自 1990 年野百合學運以後，影響台灣政治最為深遠的公民（不服從）運動，至 4 月 10 日為止，共 23 天。
在佔領立法院期間，官民高度緊張對峙的情況下，同年 3 月 23 日，部分學生與公民團體成員，轉而向行政院進攻，試圖要佔據行政院，以擴大抗議規模，形成對馬政府更大的輿論壓力。當群眾開始衝入行政院後，時任行政院院長的江宜樺於 3 月 24 日，下令警察驅離群眾，並且逮捕強佔公署的「現行犯」。
（圖／翻攝自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
警察開始使用暴力，雙方發生激烈肢體衝突，事件中總共有上百名傷者，324 行政院事件可以說是近年來，肢體衝突最為嚴重，國家暴力展現地毫無保留的一場公民運動。
從 2014 年到現在， 六年過去了， 這些抗爭者不只當時被國家暴力對待，他們有許多人仍遭受到司法機關的追訴，儘管這群人在不同領域工作、就學，他們並真正沒有脫離 323 事件的影響，被起訴的這群人，對整個事件是重要的，但相對較沒有在鎂光燈出現，因此懷疑檢方起訴是選擇性的，避免進一步的政治後作力，也間接分化了起訴與不起訴人之間的信任。這些人被控以刑事犯罪，罪名是「強佔公署」、「妨礙公務」、「煽惑他人犯罪」。2020 年 4 月 28 日將是第二審宣判的日子，筆者本次訪問兩位參與佔領行政院事件，後來也被檢察官起訴的「被告」，希望透過本文可以讓讀者更了解這起事件的全貌，以及從參與者的角度，去了解運動參與者的心境以及他們堅持甚麼樣的價值。
受訪者簡介
江昺崙，台大中文系學士、政大台文所碩士，台大台文所博士班。
他在 323 當晚持大聲公指揮群眾佔領行政院，並且在現場阻擋警力、毀越行政院的窗戶等，後來被檢察官以侵入住宅、煽惑他人犯罪等罪名起訴。
陳廷豪，台北教育大學學士、世新大學社發所碩士。
他在 323 當晚持大聲公要群眾「佔領行政院」，並在場持麥克風表示佔領行政院，後來被檢察官以「煽惑他人犯罪」起訴。
（圖／陳廷豪提供）
（圖／廖家瑞攝影）
在漫長的訴訟過程中，你對於司法體系的感受是甚麼？你會想對司法體系做出甚麼呼籲？
江昺崙 ：
在漫長的訴訟過程中，我感受最明顯的就是檢調系統的缺失，還有人民對於國家的控訴，是非常不容易的。
首先是行政院事件當天，大約有數千人進到行政院裡面，如果走進行政院是有罪的，那麼警方逮捕運動參與者跟蒐證的過程都是「自由心證」，我們不知道為什麼警方會抓這個人，而不是抓另外那個人。
或者他們只想藉由「任意逮捕」來警告參加運動的市民？我認為檢警當然可以找現場核心的參與者來逮捕，就像 318（太陽花學運） 的法庭，被控告的都是黃國昌等核心成員一樣。但 323（佔領行政院事件） 的案件，檢警根本任意起訴，連在網路上寫文章也被當成煽惑他人犯罪抓起來，這是非常不公平的吧，為什麼不只抓像我們這樣參與程度比較深的「主謀」就好了呢？
另外，很多參與運動者被警察打傷，他們有提出自訴，但都沒有成功 。為什麼現場警察明明值勤手段超過職權，用盾牌攻擊群眾、把群眾拖到暗處圍毆，這樣明顯違法的事情，法院卻無動於衷？這樣真的是公平的審判嗎？
我們希望司法可以嚴謹調查、公平審判。我們主謀等人，如果法官真的認為有罪，我們也願意承擔，但抓了這麼多參與程度輕微的人來定罪，也不理會被警察毆打的控訴，我覺得非常沒有道理。
陳廷豪：
司法體系所謂的「依法行政」氛圍很重。縱然我們期待公務體系能夠真正依法行政，某種程度上是顯示，人民（立法委員）所立的法，能夠對國家的權力有好的限制與節制。然而，另一方面來說，也會因為沒有反省我們「依的甚麼法」，而讓「法」流於形式，並使得法因為缺乏反思性而變得保守。
例如，以我被起訴的「煽惑罪」為例。當行政院已經撤告「侵入住宅罪」，換句話說，覺得進來行政院沒關係了，然做出「叫大家去行政院」的行為而被起訴煽惑的我們，依然繼續被官司纏訟了六年，如果煽惑是原因，侵入是結果，原因造成的結果被撤除，而沒有結果的原因要處罰，且不荒謬？即便我們都覺得相當無奈，且都有強調這有侵害言論自由的之虞，但檢察官仍認為，「煽惑罪」不以他們是否犯罪為起訴條件，做出「依法行政」的起訴。
另外，「妨礙公務」的條件也相關寬鬆，在我們這個案件中，許多人是因為被拍到和警方的盾牌推擠到，就被起訴。然而，正如同辯護律師和我們當事人自己說的一樣，在優勢警力的驅趕過程中，再怎麼推擠和碰撞不僅在所難免，且手無寸鐵的人民，終究還是無法抵抗身著防暴制服的警察。何況，相對起被打到頭破血流的人民比較起來，我們和盾牌的推擠，不正也是某種程度在阻擋更多人民被拖進警察堆裡圍毆嗎？還是檢察官是在說，警察的公務正是在執行「打人」的任務，而我們妨礙了他們打人這件事情呢？
退萬步言之，就客觀行為上，我們或許都有觸法之虞，也願意承擔後果。然而，我仍相信我們的主觀意識，挺身而出阻止中國「以經（濟）促統」的行為（簽服貿協議），避免讓台灣走向被中國併吞之路，是為了維護整體國家安全的更高法益，而具有阻卻違法事由。
同時，我們也多次提要「調查有利證據」，應傳喚政治學、社會學等相關學者來作證，但都被法官拒絕；相反的是，法官還一度傳喚警察來出庭作證，證明當天我們真的有所謂的妨礙公務。法官不以公正第三者自居，而把自己當作檢察官來辦案，且不可笑？
再來，我真心覺得法律的文字，真的不是那麼好親近和理解，過多不必要的文言文和倒裝句。我想，對於有大學以上學歷的我來說，都有一些閱讀障礙，更何況是其它人？
最後，縱使對於法院有諸多抱怨。不過還是要說，真的很謝謝司改會、法扶的律師，這六年下來一路協助我們。坦白說，運動激情已隨著時間而淡化許多，更已經沒有所謂的社會鎂光燈與關注度。而我們這些辯護律師們，仍然很用心、認真地為我們辯護、幫忙我們。真的很謝謝他們。
你對於警察體系的感受是甚麼？你會想對警察體系做出甚麼呼籲或控訴？
江昺崙 ：
警察體系非常惡劣，他們代表著「平庸之惡」。警察當然值勤很累很辛苦，但當天失控的暴力手段，完全像是要殺人一樣的鎮壓，是非常沒有人性，也完全不遵守法治的。我們群眾佔領行政院是為了阻止中國國民黨出賣國家，所以不得已採取積極手段，但完全不是要針對警察。當天群眾除了無奈跟警察推擠碰撞之外，也沒有出手攻擊警察（如果有人故意毆打警察，那我覺得是不對的），警察為什麼要把現場人民當成敵人一樣傷害呢？我覺得警察濫權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但其實最應該負責的，是下令 3 月 24 日夜裡清場的最高行政首長江宜樺。他向警方下令，說要在天亮之前清場，也不願意跟人民溝通，是造成警方濫權傷害民眾的主因。警方當然是有責任，但江宜樺應該要負最大的責任。
陳廷豪：
自己有過當兵的經驗，不敢說真的很懂，但至少知道軍警文化體制的運作，不僅是依法行政，而更是以「執行上級命令」最為唯一行動準則。
然而，我便是想起一個「可以開槍，但更可以選擇打不準」的東德圍牆士兵案。在 1989 年柏林圍牆倒塌之後，法院對一位射殺企圖翻越柏林圍牆青年的東德衛兵，做出徒刑的判決。而衛兵以「服從命令」為由辯護，然而法官卻說：「開槍是服從命令，可以諒解，但打不準是你自己可以做到的。因為這個世界除了法律之外，還有良知這個東西。當法律和良知衝突的時候，良知才是最高的行為準則。」
因此，我是認為，台灣雖然在政治上，走過中國國民黨的威權體制，經歷政黨輪替，民主進步黨也即將在 2020 年 5 月開始第二次全面執政。至就整個國家公務體制來說，包括教育、司法、軍警等等，依然有相當多的地方要清理與改革。
單就警察體制來說，我就覺得在教育訓練上，應該要有一些對於台灣民主化進程的歷史教育。歐洲許多國家在警察教育上面，都要讓警察知道自己是暴力的使用者，以及對暴力使用要有所節制。至少要知道，抗議人士不是警察的敵人，甚至是為了維護一個更好的體制而存在，我們也從來沒有要跟警察對立。而過去在威權體制下，警察假扮抗議人士，偽裝進群眾中，故意製造動亂的時代也已經早就過去了。
你有話想對蔡英文政府說嗎？怎麼看待蔡政府對於此事件的態度？
江昺崙 ：
我其實覺得跟蔡政府沒什麼關係，除了行政院撤銷控訴之外，他們似乎也幫不了什麼忙，態度消極，也是可以理解的，因為我們有不同的任務，蔡政府只要用民主自由、公平正義的方式好好統治國家，我們的運動就有意義。
但還是期待蔡政府可以注意與人民的溝通，不要把警察丟到第一線，用國家暴力去解決社會爭議。另外集遊法也希望可以盡速修正成報備制，然後改成集遊保障法，不要再因循戒嚴時期的法律思維來看人民的集會遊行權利了。
陳廷豪：
即便同情地理解，民進黨在軍警體制改革的困難，但回到太陽花運動本身，綜觀 2014 至今的政治局勢，就結果來說，民進黨成為最大的政治受益者。我覺得，這（編按：指的是民進黨獲益）也沒什麼不妥，只要民進黨能讓台灣受益，這才最重要。況且，在反抗中國國民黨的理性選擇下，票自然會往最有機會打敗中國國民黨的政黨移動。然而，我作為一位運動參與者，還是必須說，在民主的國家體制中，政治權力使終來自於人民。
再者，就轉型正義和警察改革的課題而言，我認為，民進黨應該要更借力使力，用更進步的司法改革，謀求人民的福祉。例如 323 事件中：檢討煽惑罪是否要修正，甚至刪除；或者要改革警察體制，比方使其制服上的員警編號更容易辨識；還有提出行政院事件的驅離檢討報告等等。
特別是，對比香港暴警對待香港人的方式，此刻正是一個契機，比較台灣政治和中國政治的不一樣。我相信，人民期待民進黨作為一個標舉進步價值的政黨，應該勇敢在民主法治上的改革道路上，做出更有利的宣誓。
你認為本次抗爭是「公民不服從」嗎？是否能夠接受自己被判有罪？
江昺崙 ：
其實我們不僅是公民不服從，很多人根本上就不認為中國國民黨具有統治正當性。公民的意識是建立在我們對於國家的認同上面。但中國國民黨一來是「遷占者政權」，二來因為轉型正義沒有確實進行，所以中國國民黨過去的獨裁法西斯統治沒有被追究。中國國民黨應該要像是西班牙獨裁政權佛朗哥一樣被審判，被歷史審判、被民主的法庭審判。
但如果最後是有罪（編按：指本次案件），我也是能接受。不是因為我覺得這樣判決合理，而是這是抗爭的一部分，既然我們出來抗爭，就要承擔所有責任，把這場運動走完，這樣才能對所有當天參與的群眾負責、對受傷的夥伴負責、對歷史負責。但接受判決，並不代表要同意中國國民黨的正當性，我們不斷努力，直到中國國民黨徹底滅絕，台灣走向真正民主自由、公平正義的國家為止。
陳廷豪：
我認為當然是公民不服從。國家的權力來自於人民，當國家做出違反人民意志的施政時，人民自然可以提出各種挑戰。
法律責任上的任何有罪判決，我們做為行動者，早就已經清楚，也勢必要承擔。然而，歷史的責任，政治當權者、法官、檢察官、警察，也要自行承擔。
三一八運動即將因為本訴訟案件逐漸走向尾聲，回顧整場運動，有沒有甚麼特別想談的？
江昺崙 ：
三一八運動是不值得紀念的，因為我們主要參與者很失敗，也沒有成功達成訴求，而且過程充滿爭議，可以說是失敗的社會運動。
但另一方面雖然是失敗的社運，政治上卻是成功的，三一八意外改變了選舉版圖，讓一些新興的政治參與者出現，也瓦解了中國國民黨獨霸的改革困局；二方面我覺得在台灣史上是值得標誌出來，因為經過這樣一場亂局，台灣人民好像重新找到自己的力量，認知到「自己的國家可以自己救」，年輕人站出來到立法院來參與，也間接改變了很多人對於政治的看法。從這個角度，三一八是有他的歷史意義在，我們可以去標誌它的位置，但不太需要去特別紀念。
陳廷豪：
問心無愧。
後記──
檢察官對於誰該被起訴的判斷標準何在？
依據刑事訴訟法第 228 條規定，檢察官因告訴、告發、自首或其他情事知有犯罪嫌疑者，應即開始偵查。檢察官也可以指揮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調查犯罪情形及蒐集證據。
又依據第 251 條規定，檢察官依偵查所得之證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者，應提起公訴。
然而，縱使有檢察官倫理規範以及相關懲戒機制，但是我們都很難指出，在這種「兵荒馬亂」的抗爭現場中，檢察官「選擇性執法」因此違背倫理規範。被起訴的被告是不是恰好都是「比較不知名」的人士？又或者說，那些因本次抗爭事件而爆紅的政治明星，「未被起訴」或「無罪」的原因是甚麼？至今未見一個明確的說法與標準。
（圖／中央社）
筆者認為司法體系確實存在一個值得思索的現象。在三權分立的結構之下，我們都期待司法權對於立法權與行政權進行控制、仲裁，我們甚至還說司法權是「最不危險的權力」，因為它具有「不告不理」的被動性質，除非有人提出訴訟，否則司法權並不主動出手干涉。
不過，檢察官卻不一樣，他帶著司法權與行政權的雙重性質，一方面依據職權發動調查，必要時須聽從上級指揮協同辦案；但另一方面檢察官也具備解釋法條決定是否起訴、緩起訴等權限。究竟檢察官到底是司法官還是行政官？筆者先不擬跳入學理爭端的泥淖中，只想提出一個觀點與讀者思索：
「檢察官依據事實與證據，並解釋法律來決定某個人是否需要被起訴」這件事情，是否屬於司法權的核心領域，而任何其他權力（行政權或立法權）絕對不能去「管」？如果讓其他兩權可以「管」，那又該如何「管」才不會又造成行政／立法權指揮辦案，使得政治之手又過度介入司法？
在本案的情況中，檢察官到底是用甚麼樣的標準來決定起訴的對象？有人在現場翻過行政院之牆卻未遭起訴；有人卻只是在網路上「讚聲」卻被說是煽惑犯罪？檢察體系有必要回應，究竟起訴對象的標準是甚麼，社會大眾才能進一步討論這樣的標準是否合理。
良知高於法律：呼喚「實質法治國」的到來
形式意義的法治國，指的是國家只要「依法行政」即可，只要有法條寫在那，國家做甚麼都沒關係，立法過程是否合乎民主程序，法條是否合乎人權、正義、平等，皆非所問。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馬英九的那句萬用名言：「依法行政、謝謝指教」。彷彿只要有法條作為依據，那國家甚麼都可以做。歷史上最惡名昭彰的例子，就是納粹黨先是通過「紐倫堡法案」，認為猶太人等少數族群並非「德國人」，以此剝奪「公民權利」；接下來則又通過「最終解決方案」，開始逐步進行大規模的屠殺行動。
簡言之，如果我們只在乎形式意義的法治國，那麼最極端的情況，就是會出現納粹黨人「合法」屠殺猶太人。因為有這樣的歷史教訓，我們才會進一步思考，除了形式意義的法治國之外，還應該追尋實質意義的法治國。
實質意義的法治國彰顯的是，通過的所有「法律」必須要以追求正義為目的，具體來說展現在，國家必須落實憲法上的基本權利，必須平等對待所有人民，必須最大程度的保障生命權，公權力必須受到司法權的節制等原則。
（圖／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
如同受訪者所談到的，警察只是第一線的執法人員，強勢驅逐民眾的命令是江宜樺所下，但是警察作為執法者，不能夠只是對於上級的命令照單全收，尚且需要注意到這個命令是否合乎正義，以及執行這個命令上避免執法上的過當行為發生。
更具體來說，警察可以反對抗爭者的立場，但是對於上級的命令，不應該也不需要使用暴力予以貫徹，除非生命遭受到重大急迫的威脅，否則警察並無必要將手無寸鐵的抗爭者打到頭破血流。警察是需要貫徹命令，但良知並非「依法行政」就能拋棄的。
（圖／中央社）
我們期待台灣真正成為實質意義的法治國。當公權力認為自己的行為有法條依據時，我們更期待的是，執法者可以告訴我們，這些法律合乎正義、貫徹執行這法律，對得起自己的良知。
當然，筆者認為真正該負最終責任者，是馬英九、是江宜樺，而非推給第一線的執法人員。國家暴力展現在創造「警民對抗」，而執法人員和抗者者，其實都是人民。
公民不服從可以用於立法院，那行政院呢？
在整場公民運動中，「佔領立法院」的抗爭者也被起訴，但是法官罕見援引「公民不服從」概念，並宣判被告無罪。
法院認為：「我國司法實務前雖未曾論及公民不服從之概念，法律亦無明文規定。但是，國內外學說及實務見解，都認行為人之行為如果符合公民不服從之要件，就整體法規範之價值體系觀之，其行為是為了達到正當目的之適當且必要手段，而且對社會之利益遠大於損害。」
法院又說：「因此合乎公民不服從之行為（編按：此段為筆者所加上），在一般社會倫理觀念上尚無予以非難之必要，即具有社會相當性，欠缺實質違法性，而本件佔領行為既無法排除屬象徵性政治意見表達，已如前述，則判斷行為是否具有實質違法性，當無排除公民不服從概念之理（編按：也就是應該使用公民不服從來判斷本案是否有罪）。」
那麼，佔領行政院的被告，也能夠援引公民不服從而獲判無罪嗎？
目前本案的第一審法院認為：「本件依據公訴人所提出之前開證據並不足以證明被告公開言論、動作或在臉書上公開貼文內容有何煽惑他人犯罪之犯行。」
第一審法院還說：「僅少數人或曾因參加社會運動經驗，或勇於表達而主動持麥克風在群眾前為公開言論行為，所為指揮、維持秩序的動作，或帶領群眾呼喊口號，或有激動言詞等行為，顯對當時執政黨所為表達不滿，或激勵群眾，實不得斷章取義，片面擷取部分數句情緒激憤言語，就認為被告等人具有煽惑犯罪之故意。」
換言之，有別於佔領立法院事件，於佔領行政院事件中，法院並未援引「公民不服從」的概念而予以被告無罪，反倒是認為被告的所作所為，根本就未合乎刑法的構成要件，因此不會構成犯罪。
不過，第二審的高等法院會如何審酌？只能等待四月底的宣判了。
只要有人記住，這些苦難就有意義
我們享受著這得之不易，而且實在尚嫌不足的「民主與自由之果實」，似乎都忽略了還有一群人，他們在媒體輿論中的聲音顯得蒼白無力；他們的臉孔與政治明星相較之下，顯得模糊不清。
我們都回到生活常軌上了──回到鍵盤前敲打論文，回到職場上來回征戰，回到家庭中繼續吵吵鬧鬧。
但這群人並沒有回到正常生活。他們被起訴，被國家控以刑事犯罪，罪名是「強佔公署」、「妨礙公務」或是「煽惑他人犯罪」。但我認為，他們唯一的罪是「熱愛自由與民主」，因此被國家暴力糟蹋到現在。
但是，只要有任何一個人記住，那麼他們所受到的拖磨就有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