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以正】誰能預測敵國來襲？以色列差點在贖罪日戰爭滅國的教訓（下篇）

還沒看過上篇的趕快點這裡：【劉以正】誰能預測敵國來襲？以色列差點在贖罪日戰爭滅國的教訓（上篇）

在上篇【劉以正】誰能預測敵國來襲？以色列差點在贖罪日戰爭滅國的教訓（上篇）中我們提到：以色列在即便掌握了大量敵國情資的情況下，卻仍然沒有預測到阿拉伯聯軍在贖罪日的入侵。其由於情報體系與政治體系之間封閉迴路式的運作，讓同樣的情報分析結果不斷出現，並忽略了其他明明表示入侵危在旦夕的情報，而導致以色列在贖罪日戰爭中導致傷亡慘重。本篇我們要來談關鍵的監聽技術如何影響以色列的在情報上的失誤，以及贖罪日戰爭後以色列如何作出制度性的變革，來預防下一次的危機。

笨蛋，問題不是贖罪日！

阿拉伯國家不斷公開地宣稱他們將和以色列走到戰爭，蘇聯也對阿拉伯聯軍不斷的供給新的軍備，以色列的情報機構和將領也明明在 1967 年的以阿戰爭過後，就一直在為阿拉伯聯軍的攻擊做準備，以色列的情報機構也在1967 年第三次以阿戰爭中證明的他們的作為頂尖情報機關的價值，但是他們為何卻沒有預料到 1973 年的突襲，並且做出有力的防禦？

過去的常見解釋指出，贖罪日這個節日本身導致以色列在贖罪日戰爭中所犯的錯誤。贖罪日是安息日中的安息日，對於以猶太人建國的以色列來說是一年當中最重要的節日。在當天猶太人會被要求禁食、必須打赤腳、必須要行贖罪禮，並進行長達 25 小時的祈禱儀式，同時還會被禁止從事任何勞動，如果違反上述行為，根據聖經的規定必須要接受嚴厲的懲罰。

1973 年的贖罪日，以色列國防部在研判阿拉伯軍隊入侵的機率較低之後，便放心的讓士兵們回家參與這個一年中最重要的宗教節日，而此舉正是信仰回教的阿拉伯聯軍所期待的狀況。由於贖罪日造成的國防兵力短缺，在贖罪日戰爭當天的以色列國防軍在西奈半島以及古蘭高地都面臨人手不足的困境，即使守軍組織起了反攻，也多被人數占優的埃及軍隊和敘利亞軍隊給擊潰。

贖罪日假期所造成的守軍人力短缺確實發生；但是如果有可見的威脅接近，理論上以色列國防部應該不會冒著兵源短缺的風險讓士兵們回家放假。所以真正的問題在於；在 1973 年時，連身為阿拉伯國家領導的約旦國王都曾親自去以色列給予警告的情況下，以色列到底在收集埃及以及敘利亞的軍事行動情報時出了甚麼錯誤，導致他們認為入侵不會發生？

過度信任關鍵技術、軍政之間沒有交互查證

2012 年贖罪日戰爭調查報告解密後，以色列海法大學國際關係學系的尤里．巴．喬瑟夫教授（Uri Bar-Joseph）梳理報告後指出，以色列的政府高層犯下過於信任特定技術物的錯誤。當時的以色列總理梅爾（Golda Meir）以及高層採用的情報收集機構，高度仰賴一種以色列自製的監聽設備：這些高度機密的監聽設備埋藏在埃及以及敘利亞的地底下，不僅讓以色列政府官員監聽開羅與大馬士革大量的電話和無線電通信，甚至可以直接監聽到建築內房間的對話。

但當時的以色列高層並不知道的是，這些裝置的部分在贖罪日戰爭發生前的一個月就已經被敵國發現；得知該技術曝光的以色列軍情局局長以利．澤拉（Eli Zeira）為此將這種監聽裝置給停用，以避免遭到反情報作戰或是其他麻煩。問題就出在，澤拉並沒有告知以色列政府高層這些監聽裝置已經停止使用。

當埃及以及敘利亞軍隊開始在 1973 年的十月初進行軍事演習時，許多以色列國防部和軍情局的人開始擔心這是否是真正的攻擊的前兆，他們甚至請求以色列軍事情報局局長以利．澤拉，希望他在有風險的情況下仍然啟用這些監聽設備，好讓政府能判斷阿拉伯各國是否有進攻的可能。即便如此，以色列軍事情報局局長以利．澤拉仍然沒有啟用這些監聽裝置，他甚至沒有跟以色列政府的高層告知說這些裝置已經停止使用、根本沒有在收集資訊。

被蒙在鼓裡的以色列國防部參謀總長大衛．伊萊薩（David Elazar），就在沒有收到「監聽設備偵測到敵軍動向」的情況下，忽略了種種警告，因為他堅信自製監聽設備收集而來的資訊才是第一手的可靠資訊。等到 1973 年 10 月 6 日阿拉伯聯軍真的越過防線時，以色列軍事情報局局長以利．澤拉才恍然大悟的啟動的這些埋藏在地下的監聽設備，但是為時已晚，阿拉伯軍隊讓以色列失去了兩千多名的士官兵，以及超過七千名的傷者，幸虧以色列有著快速的後備指揮動員系統，並在進攻初期就停下腳步的阿拉伯軍隊的進攻，否則今天是否還有以色列這個國家還不好說。

贖罪日戰爭後所做的制度性改革

民主政體的好處在發生錯誤後可以進行修正、究責以及檢討。以色列的 1973 年的情報失誤是任何情報作戰都不可容許的失誤，在戰後，雖然以色列針對贖罪日戰爭的教訓做了反省，但其軍事調查處阿格拉那特（Agranat Commission）針對以色列在贖罪日戰爭中失態的調查報告一直都是機密，直到近年才隨著軍方在 2012 的部份解禁以及民間人士的揭露讓人一窺其內幕。

阿格拉那特軍事調查處在結束對於贖罪日戰爭的調查後，針對以色列的情報收集組織提出了五點的制度性改革方案，希望讓以色列未來不要再出現這種面對突襲措手不及的狀況。以下是阿格拉那特軍事調查處提的五點建議：

一、以色列總理及其內閣身旁必須要配置特派的情報幕僚小組，該小組的人數不用多，但是要能夠讓總理以及內閣團隊有獨立的能力來對於多方的情報進行情資判斷。同時，這些情報幕僚小組必須隨時與總理和其他的情報收集機構保持緊密的聯繫。這樣的做法可以讓總理以及政府的核心團隊對於情報收集、分析都有獨立的運作能力，而不至於讓情報的來源與分析都被其轄下的局處給壟斷，導致政府高層的人只能看見最後梳理過的情報分析結果。

二、外交部應該要成立獨立的情報收集機構以及分析處，此新成立的單位必須在人員的質量以及數量上都達到一定的水準與數量。此單位最主要的工作在於讓外交部有能力對於其在外交實作過程收集到的資料進行分析。贖罪日戰爭中，那些第一線工作的以色列外交官在與各國交手的過程中很多早早就警覺到阿拉伯國家入侵的跡象，例如蘇聯撤出其在埃及的大使館等等，但是由於外交部門的情報並未被納入軍事情報體系，這些情資因而沒有被重視。

三、以色列收集、整理以及對情報分析的機制必須重整。在阿格拉那特軍事調查處調查以色列總理的幕僚長時發現，幕僚長在戰爭即將爆發的前一周內收到四百多條有關阿拉伯諸國軍隊是否會出兵的相關情報，其中很多情報甚至自相矛盾，而很多直指入侵即將來襲的情報，則是根本沒有成交到以色列幕僚長的桌上。如果當初這些收集而來的情報有先經過整理，很可能戰爭初期的以色列死傷是可以被避免的。

四、以色列的軍事情報局必須要有實質性的重組，以色列軍事情報局必須確認該局的情報重心在於軍事、策略、外交、打擊任務以及戰術情報上。軍事情報局也必須打開其封閉的任用體系，而願意將非軍方出身的人員納入情報體系，並給予他們足夠的升遷機會和保障。同時整個情報體系必須要擁有洽當管道來確保對於情報的不同、甚至是彼此矛盾的分析都能夠暢所欲言的被提出，好讓情報體系不會變成一言堂。

五、以色列情報局摩薩德內部必須要有一個評估小組，來實質上評估以色列情報局摩薩德所收集到情報，以及讓以色列情報局和以色列軍事情報局之間能夠互相較勁，同時透過各自獨立分析同一份情報來確保分析多樣性的功能。換句話說，一個國家的情報體系之間可以有健康的競逐關係，這種作法好比用雙盲測驗來驗證兩批不同的情報人員對同一份情報的理解，更可以確保分析的準確性。

我們可以從阿格拉那特軍事調查處的五點改革建議中，看到以色列在經過慘痛的戰爭死傷後其所進行的檢討，並不是單單撤換幾個高官局長或是解散幾個局處那麼簡單，而是在確保其未來的情報來源的可信度之時，同時還確保了整個情報處理體系的人員多元性以及分析的多樣性。

隨著近年來的一系列政治事件爆發，中國對於台灣的情報作戰逐漸進入大眾的視野，而台灣方的情報作戰單位則相比之下被動與守舊，相信歷經重大失誤的以色列情報單位所做的檢討，可以給台灣做為未來情報作戰與分析的經驗參考。

台灣可以從贖罪日戰爭中學到什麼？

制度改革的時機就是現在。以色列在贖罪日戰爭中差點滅國，雖然最後奇蹟式的勝利讓以色列真的有機會在戰後成立調查委員會、做出檢討報告來改革，但是台灣會有這樣的機會嗎？比起去獲得先進的技術、或者是花大錢買到特定的情報來源，我們可以做出甚麼改革？了解以色列如何面對贖罪日戰爭中所犯下的錯誤後，究竟台灣可以從中學到甚麼？

一、不要相信單一特定技術能夠拯救全局。以色列監聽設備的失敗，讓我們學到不要過於相信特定的技術可以保衛台灣。當時在1960年代時以色列監聽設備之先進確實是令人刮目相看，但是由於他們過於相信技術的先進，而沒有人預料到這一監聽設備失效的那一天。同時，不論技術的先進與否，都需要好的組織去管理技術。有時候好的組織運作配上簡陋的技術，甚至強過一個運作差勁的組織卻擁有優良的科技技術。

二、打開封閉的情報體系組織。此處的指人事任用體系上的解放。過去的台灣情報體系主要還是由軍系指揮，主管機關為國防部並為公務員的任用體系，雖然是考試進入國安情報體系，但卻時常有傳出刻意汰除文職或無軍方背景考生的傳聞，其組織管理文化也與台灣國軍相近較為傳統。透過研究以色列的案例，本文期許台灣情報機關願意將非軍方出身的人員納入情報體系，並給予人員足夠的升遷機會和保障來吸引有能力的人加入，同時希望這些新加入的成員能夠改變情報體系裡面的軍隊文化，而讓台灣擁有現代化的情報機關。

三、建立多元的情報收集、分析與處理。首先，從阿格拉那特調查委員會的報告中我們可以發現，在同一個國家之中的情報機關之間有競爭關係，有時候其實不是壞事。多重的情報機構所獨立進行的情報蒐查可以確保資訊來源的多變，而且即便消息來源重複，獨立的機關之間也可以做出不同的情報分析，避免全國同時都在以同一種思考路徑來面對敵人。在情報體系嚴重被敵國滲透的台灣（軍情局上校疑透過「月月會」發展共諜組織 裁定羈押），由多個情報機關來對情報做雙盲測驗式的分析尤其有重要性：情報機關也是人，不會願意自拆台階。但如果該情報來源是假情報，或者情報員被敵方吸收成為雙面間諜，此時就需要另外一個情報機構能夠批判性的、在沒有利益衝突的情況下提醒各種可能性，並且為最壞的狀況做準備。面對外敵，舉國同心、口徑一致對外當然很重要，但是在分析敵人的策略與意圖時，多樣化的預測才能讓我們有多樣化的準備模式。危機一定會來，可怕的只是沒有預測到而已。

參考資料：

• Shlaim, A. (1976). Failures in 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s: The case of the Yom Kippur War. World Politics: A Quarterl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348-380.
• Bar-Joseph, U. (2013). The “Special Means of Collection”: The Missing Link in the Surprise of the Yom Kippur War. The Middle East Journal, 67(4), 531-546.
• Bruce Riedel,(2017). Enigma: The anatomy of Israel’s intelligence failure almost 45 years ago.
• Amir Oren, “Yom Kippur War Redux: How Israeli and U.S. Leaders ignored the Arab drums of war in 1973,”Haaretz, October 8, 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