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須創造出具時代性的臺灣藝術」 台展．陳植棋．二二八國家紀念館

你可否記得中學時的歷史課本是否有「台灣美術史」這個篇章？別說台灣美術史，甚至台灣史的部分只記得鄭成功、荷蘭人及紅毛城，然後大篇幅的介紹「國父」革命 11 才成功、建立「中華民國」，緊接著「民族救星」蔣介石出現……，而那 50 年的日治時期，以再精簡不過的文字帶過這段歷史，殊不知我們所生活的城市，有太多太多的建築建設，是在日治時期這 50 年間留存下來的。這些建築建設，至今不少都是被列為保護的古蹟，攤開這一棟棟的建築物所歷經的歲月，都是拼湊出台灣日治時期歷史真相的線索。

二二八國家紀念館：台灣美術發展的歷史現場

座落在南海路泉州路口的二二八國家紀念館，可能比較多人對它的記憶是「美新處」，在戒嚴時期或許是個可以接收到國際新知及留學訊息的資訊交流中心，但有多少人知道，這棟建築物，其實乘載了台灣近代美術史的起源與發展。

日治時期，台灣總督府為了配合各項現代化教育之實施，創設了「台灣教育會」，並於 1931（昭和 6 年）年 4 月，責成當時台灣總督府營繕課之井手薰設計完成「台灣教育會館」。落成後，此館隨即成為當時各式演講會會場、教育成果展示場地，及電影製作放映與美術展覽的重要場所。它不但是台灣首座現代化的藝文展覽館，也是當時台灣社會與世界現代藝術對話的重要窗口。日治時期 1901 年設立的台灣教育會，主要推行語言教育及舉辦「台灣美術展覽會」（簡稱「台展」），1931 至 1936 年之台展即於台灣教育會館舉辦；1937 年，因中日戰爭爆發停辦一年，後改由總督府文教局主辦，共 6 回（1938 – 1943），正式名稱為「台灣總督府美術展覽會」，簡稱「府展」，其中 1938 至 1941 年於此館舉辦。

台展創辦的契機，係源自在台日籍文化人士與媒體人的努力。1926 年（昭和元年）畫家石川欽一郎（台北師範學校美術教師）、鄉原古統（台北二中、台北三高女美術教師）、鹽月桃甫（台北一中、台北高校美術教師），與大澤貞吉（《台灣日日新報》主筆）等人共同向當局建議而創設，原希望由民間主辦，後日本政府化被動為主動，積極開辦美展。

日治時期官辦美展共計 16 回，其中有 10 回在台灣教育會館（即今之二二八國家紀念館)舉辦。當年入選台、府展的作品，一方面在技法上受到西方藝術洗禮，同時特意捕捉台灣特有題材，流露濃郁的「地方色」；今日我們所熟知的前輩美術家如陳澄波、廖繼春、楊三郎、顏水龍、陳植棋、郭雪湖、陳進、林玉山、李梅樹…等，皆堪稱台展舞台上的巨擘！此外，當時各式美術團體也此起彼落地成立，引動宛如驚蟄般的新思潮，藝術家們都期盼為台灣藝術另闢蹊徑，留下豐厚的藝術資產。二二八事件發生，藝術家陳澄波蒙難，成為台灣美術史上最令人遺憾和惋惜的事。

陳植棋：必須創造出具時代性的台灣藝術

在這幾位台灣第一代西洋畫家中，陳植棋，相當特別的一位，1906 年 1 月生，1931 年 4 月病逝，得年 26 歲。他的人生，就如同煙花般，瞬間迸發，璀璨耀人，但也倏忽地消失在黑夜中。他的名字，屢屢在台日兩地各大美展競賽中出現，也可以在蔣渭水、陳澄波等幾位民族運動家和政治受難者的文獻上，以相近的角色出現。他不僅以油彩表述對於美感的自主意志，也身體力行，透過行動參與、集結社團及演講撰文來表達他所追尋的台灣民族意識，以「必須創造出具時代性的台灣藝術」為目標，是 1920 年代日治時期民族運動及文化啟蒙的潮流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二二八國家紀念館特別策劃「他們的年代：台展 92 迸發的璀璨——陳植棋生平展」，除了展出 18 幅陳植棋的畫作之外，也展示大量的書信及史料，藉由這些資料，來讓大眾深度地認識陳植棋在追尋台灣藝術的歷程中所展現的意志。

陳植棋在 1921 年考入台灣總督府台北師範學校（今台北市立大學），1922 年 2 月，台北師範學校因二名台籍生違反左側行走的交通規則，引發校園內紛爭的「台北師範生暴行事件」。在法院審理過程中，台灣文化協會主要成員如林獻堂、蔣渭水及楊肇嘉等人出手營救。1923 年 12 月「治警事件」，由台灣總督府主導下，以違反「治安警察法」為由大規模逮捕台灣全島民族運動菁英；陳植棋眼見強權壓制，心中不平之鳴已然伏流一股反威權的意識。1924 年 11 月，台北師範學校欲舉辦年度修學旅行，校方不顧多數台籍生希望到中南部的意願，反而採納少數日籍生的要求前往宜蘭，台籍生群起向校方表達不滿，與志保田校長理論未果，陳植棋為首的四年級生遂於 11 月 18 日帶領全校罷課，11 月 28 日校方公布懲處，陳植棋、許吉等 30 名「肇事」學生予以退學處分，此事件也是陳植棋生命中最重要的轉捩點。

陳植棋經過一個多月的沈澱思索，再加上石川欽一郎對於他的繪畫天賦有所期待，親赴陳植棋橫科家中，勸請家人支持他赴日深造。1925 年 2 月，赴日準備投考東京美術學校（今東京藝術大學），4 月正式考取東京美術學校西洋畫科，賃居於東京府瀧野川區，課後還至吉村芳松的畫塾習畫，滿腔熱情地專注投入畫藝創作之中。在異鄉留學時經濟上時常捉襟見肘，生活諸多困苦，他仍努力不懈，以入選帝展、躋身藝術殿堂為目標，在家書中他曾自許：「為了麵包，帝展一定要特選，否則只有當乞丐」。故自 1926 年起陳植棋接連入選槐樹社、光風會等學校外圍研究團體所舉辦的美展。1927 年起台展開辦後，更是年年送件參展，並曾獲得特選及無鑑查（免審查）資格的最高榮譽。1928 年，他終於登上日本美術的最高殿堂，以作品〈台灣風景〉入選第 9 回帝展，1930 年以〈淡水風景〉入選第 11 回帝展。

陳植棋非常強調自我主體性的台灣藝術，基於這個動念與目標，他相當積極組織畫會及參與其活動。1928 年 9 月，陳植棋在《台灣日日新報》發表〈致本島美術家〉短文，鼓勵畫家更需注重精神內涵的提升，「創造出具時代性的台灣藝術」。1926 年，與陳澄波、倪蔣懷、藍蔭鼎等共 7 人組織七星畫壇，為台灣首次出現由本島人組成的美術團體，但在 1928 年解散，並本著「灌注赤誠，以藝術力量滋潤島上人的生活」之理念，另籌組「赤島社」，成員有陳澄波、藍蔭鼎、廖繼春、郭柏川、楊三郎……等人加入，在 1929 年 8 月底舉辦第 1 回公開展覽。1929 年，倪蔣懷於台北圓環附近創辦「台北洋畫研究所」，1930 年改名為「台灣繪畫研究會」，教育有志於美術的青年學子，舉辦暑期講習課程。

1930 年 3 月，陳植棋自東京美術學校畢業返台，因過往參與學潮與社會運動的紀錄，使得尋職不順，打算到世界新潮藝術中心的法國巴黎精進畫藝，為籌足法國留學的經費全力以赴創作，藉以賺取留學經費。同年 8 月，陳植棋親自攜帶作品前往東京參加帝展，出發當日恰逢汐止河水暴漲，與張萬傳涉水過低地積水到南港車站，趕赴火車到基隆港乘船，抵東京後即因肋膜炎住院治療，幸得有李石樵、李梅樹等友人悉心照料康復。1931 年 3 月下旬返台，4 月 3 日長女淑汝誕生，卻不幸肋膜炎復發住進台北醫院（今台大醫院）。病中給妻子的信裡寫道：「最喜歡的還是畫畫，就算是因為繪畫而倒下去，也絕不後悔。做自己喜歡的事，生死真的可以置之度外，能活下去就明朗的活，這才是積極的意義」。4 月 13 日病逝於橫科家中，得年 26 歲。

1931 年 4 月 15 日，於台北市西本願寺（今西門町中華路上、台北市立文獻館所在地）舉辦追思會；同年 9 月，由石川欽一郎、塩月桃甫、倪蔣懷等人共同籌辦「陳植棋遺作展」，開幕當日石川於《台灣日日新報》上刊登〈陳植棋君的藝術生涯〉短文以資紀念；1934 年「台陽美術協會」創立，1938 年 4 月底在台灣教育會館（今二二八國家紀念館）舉辦第 4 回台陽展同時，也為陳植棋、黃土水舉辦小型紀念展，並於隔（1939）年增設「植棋賞」，由家屬提供獎金鼓勵後進畫家。

陳植棋投入繪畫創作的 7 年中，以自我意識、大膽嘗試筆觸與色彩表現，經常以南國自然景色和本土人文風情為描述對象，顯示台灣第一代畫家自身風格及著力創造台灣的新時代藝術，除此之外，以自身之力為台灣美術之發展四處奔走，凝聚眾人力量推動設立本土繪畫團體與普及美術教育，為台灣畫壇中的典範。

日治時期 50 年，這 50 年，台灣從瘴癘之地蛻變為具有豐富人文思想與豐沛農作物產的寶島之地，卻因二戰日本投降，台灣主權遭中華民國政府「劫收」，國府軍統治失利再加上二二八事件中的屠殺，日治時期人文薈萃的發展因此消失殆盡。陳植棋在追尋台灣藝術主體意識的目標與努力，著實值得我們借鏡，我們應邁上他的步伐，重新追尋那屬於台灣主體價值主觀的台灣歷史。

真人廟座落於日治時期的建成町得勝街（今建成圓環附近、天水路上）。1924 年 11 月底陳植棋因「旅行事件」遭到退學，之後的兩個月間，都是在由蔣渭水所領導的「臺灣文化協會」中「混日子」，直至 1925 年 2 月出國深造。1927 年，蔣渭水、林獻堂等人退出臺灣文化協會，成立臺灣第一個政黨「臺灣民眾黨」，其本部事務所在 1930 年落成，即在真人廟旁，而前一年 1929 年，好友倪蔣懷所創立的「臺北洋畫研究所」（1930 年改名為「臺灣繪畫研究所（會）」），亦坐落於不遠之處，因而陳植棋以此傳統文化地標為描繪對象，有其深刻的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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