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光復真吃虧，餓死同胞一大堆；
吳濁流《台灣連翹》記述一九四六年台灣民間流行的民謠
物價一日一日貴，阿山一日一日肥。
一九四六年一月五日，當時非常著名的《人民導報》，刊登了一則極為令人側目的消息：「近聞萬華地區也有食糧問題服毒自殺者。」隨後接連幾天，各報都有類似的消息，連官方的《新生報》也報導：「台南饑饉，同胞不願行乞，因缺食而自殺者時有所聞。」而台南北門區各鄉村一般民眾多數是一天只能吃一餐，其他絕大多數貧民只能買四年前日本人囤積在倉庫的番薯簽，更慘的則採野生草根煮食（一九四六年九月十一日《和平日報》）。
《民報》一九四六年六月十四日標題〈澎湖民眾吃草，米貴無力購買〉，報導說，「澎湖民眾飢餓已進入最嚴重之狀態，三分之一每日皆以豬食草料充饑⋯⋯。」台中同樣出現令人痛心的自殺案件，街頭布滿徬徨於飢餓線上的貧民，青年團出動團員募款購買食物沿街救濟。十月，也有苗栗年輕女性因不堪生活困苦而臥軌自殺。十一月，台北永樂旅社六十六號房發生不堪生活貧困而全家投宿的自殺事件（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民報》）。
一九四六年一整年這類報導不絕如縷，未見報端的案例不知凡幾，時序進入一九四七年仍未見稍歇。一九四七年一月十八日，台北市東門町發生食而無米的四十一歲赤貧車夫，餓死四天都無法埋葬。隔月，花蓮港一家三口因無以為炊而自縊身亡（二月十八日《民報》〈花蓮港米糧漲，一家三口自縊〉）；到了六月二十八日，《中華日報》的報導更聳動：「嘉義市兩個月內自殺竟達十人，原因由於貧病所迫。」，其中在嘉義市槍町三丁目更發生母子三人自縊悲劇。
這些報導將國民黨政府接管台灣一年半以來，台灣人民所遭遇的浩劫，以類似狄更生悲慘世界的場景凸顯了出來，同時，似乎也為一年後發生的二二八事變預先提出了警訊，噢不！二二八事變是自中國國民黨登陸台灣的那一刻起，就已經開始醞釀了。二二八事變前半個月，行政長官陳儀召開記者會，公布全面管制的所謂「安定管制物價九項緊急措施」時，有記者問他：「很多地方有人餓死，台北市內也有人餓死，長官知道嗎？」陳儀竟然回答：「有嗎？有餓死嗎？應由有關機關救濟，此事並非法律問題，若有法律問題，我必依法辦理。」【註一】當時貪污昏庸的國府根本就麻木不仁了，居然在二二八事變發生前夕還在大搞特搞所謂的「新生活運動」。
當年與《人民導報》同樣馳名的《民報》，曾在一九四六年九月三十日刊出〈台灣社會病態報告書〉，揭露台灣社會物價飛漲、失業成群、持槍行劫，質問「紅燈酒綠下，躺著餓死的乞丐，這就是所謂『中國化』嗎？」並以社論直指：台灣已成為「朱門酒肉臭，路有餓死鬼」的社會。有「米倉」美譽的台灣，竟然出現「路有餓死鬼」的情形，這是台灣近百年史上最悲慘的大災難。
台灣在二次大戰以前最高一年的稻米年產量仍達一百六十萬公噸，除了有一半出口之外，還足夠當時六百萬島民不須節約地消耗，況且日本投降前一年多由於風聞美軍有「堤道計畫」將攻台，日本一方面在屏東轄內大肆構築防禦工事，另方面還囤積了足供配給的民糧以及足夠一支二十萬人軍隊長達兩年的軍糧；另外，終戰那一年，即使遭遇空襲及耕作人力短缺的問題，台灣米與穀的產量至少還有七、八十萬公噸，無論如何，台灣都不應該發生史上前所未有的缺米現象，因此事實上，其中是隱藏著被刻意掩蓋的真相。
那就是：國民政府藉接收之名軍臨台灣所進行的強取豪奪，他們將台灣的物資都視為「敵產」。國府接收官員一九四五年以佔領者的姿態來到台灣，就把台灣的所有物資都當作戰利品，進行無止境的劫收運往中國。後來國府當局在中國的戰局頻頻失利，也不斷從台灣運送物資去支援；自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八年，台灣的米、糖、煤、油、化學原料、五金甚至火柴等民生物資（其中還包括現代醫療器材、珍貴藥品），幾乎都被國府當局及其貪官汙吏搜括一空。民生物資嚴重短缺，造成百物飛漲，米糖等重要物資還經常無行無市，以致形成惡性循環，慘上更慘。
一九四七年四月出版的《新聞天地》，有一篇〈我們對不起台灣〉的文章，就非常真實的指出：「台灣貿易從明治四十二年（編按：一九〇九年）起就出超了，每年對日本出超一億有奇，對國外出超約三億。收復後雖仍保有出超的光榮，但那是有出無入的搜括。宋子文到台灣，要糖十六萬噸，要煤、要米、要⋯⋯，可憐呀，台灣去年產糖僅有七萬噸，中國搬的是日本時代的儲藏。台灣煤產本來只能自給，現在米不夠吃了，但是沒有辦法，也得源源貢獻。」
所謂「源源貢獻」，說白了，就是以占領者、殖民者的身分進行劫收。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檔案館東亞館藏部主任林孝庭引據《蔣介石日記》的記述，指出蔣介石對於所謂「台灣回歸祖國」，其實「內心有著更大的盤算」，林孝庭寫道：「他（蔣介石）無疑看上日本治理下台灣島上豐富的天然資源與基礎建設。隨著戰後台灣回歸中國得到同盟國的保證，國民政府將可名正言順地接收島上日本殖民當局所留下的一切作戰物資、資產、地產、企業和基礎設施，不管這些是公營還是私有，都可以被視為是戰敗國日本對中國戰爭損失的合法賠償，而為國民政府全部接管。」【註二】
蔣介石抱持這樣的心態，在國共爭端開始加溫、蔣軍急切需要裝備及物資的情勢下，他領導的國民政府及他所指派的接收單位與人員當然也都心領神會，時任行政院長的宋子文到台灣窮凶惡極地搜刮，一點都不意外。其實，戰後中國也陷入民不聊生的慘況，連國民政府也陷入寅吃卯糧的窘境，儘管少數幾個大城市如上海、北京等仍過著紙醉金迷的生活【註三】，但幾乎中國全域都面臨官員貪腐無能、物資極度匱乏的景況，所以，中國國民黨極權政權就趁著受盟軍交付接收台灣之便，立即在台灣遂行「殖民地經濟剝削」、「超經濟掠奪」（史明在《台灣人四百年史》一書中的用語），以台灣接收的物資緊急援助中國。
當時，基隆港、高雄港不斷運進來的，是日益增加一大批一大批來自中國出任台灣各機關、事業機構等高官的野心者，以及企圖發戰後災難財的中國巨賈；不斷運出去的，則是運往中國的台灣物資；等而下之的則是中國沿海省分的機帆船群集台灣，大量搜刮米糖鹽及銅鐵金屬，台北市還發生室外自來水量水器被竊殆盡的情形（一九四六三月二十一日《民報》）。兩個港口的碼頭工人被迫日以繼夜的工作，基隆港甚至一度被準備運往中國的貨物所擠滿，卻因船期不濟而幾乎陷入癱瘓。
台灣人民、多數縣市參議會、台灣省參議會屢次要求停止劫收行為，但國府當局一方面以「愛國」和「為國軍反共保台而輸糧」的理由塘塞，另一方面一口咬定物資短缺所造成的物價暴漲，是台灣人自己在囤積居奇。試舉數例中國國民黨官僚掩蓋劫收真相、推諉責任的談話：
——一九四六年二月十日，台灣警備司令部參謀長柯遠芬在報端發表〈從復員看現狀〉，舉第一次大戰後的情況做比喻，把經濟恐慌及民不聊生所引起的民怨，說成「這是人類浩劫，⋯⋯怨天尤人是沒有用的」。意喻要求台灣人認清現實逆來順受。
——一九四六年二月十二日，台北市「半山」市長黃朝琴【註四】公開呼籲，「欲救米荒須台人愛台人，省民須有共存共榮之精神，不可墨守封建思想，此弊風若不能打破，哪得建設新台灣。」台灣人愛台灣人就可解決米荒？「半山」台灣人心向「祖國」、不敢說出真相，令人浩歎！
——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二日，中國國民黨台灣省黨部發布代電（時任黨部主位也是「半山」）：「各機關學校報館公鑒：本省食米，以在未光復前不勝日本政府橫徵暴斂，加以肥料來源組塞，生產不免較以往短少，人民心理恐慌，奸商從中操縱，遂致價格日漲，公民生活維艱，社會秩序亦受影響。」一切都是日本橫徵暴斂、人民恐慌、奸商的問題，與中國國民黨的貪腐劫收無關？
——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八日，柯遠芬在警備總部紀念週訓詞強調：「在過去八年的戰爭中，台灣是日本的米倉，是一個供給軍糧的地區。政府接收的時候存糧是很有限的，⋯⋯而一般農戶又不肯將食糧拋出，希望待高價而沽，就無形造成零星囤積的現象，市面就發生供不應求，價格自然逐日高漲了，我們明瞭這個原因可以說過失不在政府。」說得夠白，完全撇清中國國民黨劫收的責任。
——中國國民黨軍到處為非作歹、搶糧搶物資，柯遠芬卻於一九四六年三月二十一日顛倒黑白地說：「關於本省治安的日益惡化，本人早已料及，因為日方之陰謀毒計，⋯⋯由省外歸來的一部不良分子，亦必乘警察力量未樹立前益肆搗亂。」所謂「省外歸來」是指台灣人，國民黨軍的胡作非為完全無責，真是厚顏卸責得很徹底。
——一九四六年三月二十五日，柯遠芬在紀念週再度為推卸責任定調：「以軍警力量防止搶糧、強買；要求米商、地主、農民存糧應即出售；米商採辦到糧食後應該拋售，不然以囤積論處；....全省人民節約，不准釀酒、製粉，提倡吃雜糧。」台灣警備司令部終於祭出軍事力量強勢恫嚇，箭頭仍指向台灣民間。
——長官公署遲至一九四六年八月十一日才召開所謂的「全省糧政會議」，糧食局強調：「市面米價續漲，實係私運食米出口所致，本局與警務處商妥有效防辦法，並派員前往各港口緝拿。」以及一九四七年二月十六日，柯遠芬談抑平糧價時說：「上漲是人為的，平抑亦靠人為的。」都是在掩蓋中國國民黨全面劫收的「人為」真相，私運食米的說法及其後怪罪農民、商人囤積，則是在為劫收劣行轉移焦點。【註五】
這種掩蓋事實真相、編造假象轉移焦點、睜眼說瞎話、諉過卸責的陋性，可以說是中國國民黨政權的基因，在它長期軍事極權統治台灣用來遂行鞏固統治正當性的政治伎倆。甚麼真相呢？劫收的是中國國民黨，搶糧的是中國國民黨，私運出口也是中國國民黨貪官結合不肖分子所為；造成治安惡化的分子複雜，除了「省外歸來的」因失業、民不聊生而走偏鋒之外，更多其他「省外」分子，包括毫無軍紀肆意妄為的蔣軍，以及從中國跨海來台的投機份子。
中國國民黨蠻橫剝削的任務，是交由初登台灣的軍隊接受台灣警備司令部指揮，配合國府經濟部資源委員會、軍政部執行接收，他們奉命將劫收的武器、物資運往中國之外，還必須自籌軍隊所需的糧秣，國府縱容他們四出劫收；日治時代著名的台灣作家葉榮鐘就曾記述道：「（一九四六年）三月十四日警備司令部蔡少將，率軍隊三十餘名，並帶機關槍數架，分乘卡車數台，如臨大敵，包圍霧峰鄉農會，拔刀挺槍，滿口惡聲，強迫打開倉庫，將存米二千餘包搬運一空。」【註六】
這位蔡少將在中部的惡形惡狀罄竹難書，還將淫威施加在日治時代領導反日、有「台灣議會之父」稱譽的林獻堂身上，當時為了收刮更多米糧，這位蔡少將夥同另一位熊少將，下令台中縣長劉存忠召集林獻堂、霧峯鄉長、農會會長，以及幾位彰化、台中的地方人士，擧行強徵米糧會議。他開口就恫嚇：「我是陸軍少將，官並不小，我一向為國家的事是不怕死的。今天特地來到貴地向林獻堂先生要米。」並嚴詞威脅林獻堂，「有米無米，盡在林獻堂先生是否肯幫忙政府而定。」儘管林獻堂如何述說人民的疾苦，但熊少將拍桌怒斥：「今曰之事，只看林先生答應不答應，若不答應，就請你老先生同我們上台北去。」頓時衝入四位持槍憲兵來勢洶洶脅迫。【註七】
整個生靈塗炭的慘況持續了好幾年，在國共內戰轉趨激烈後，台灣更受到雙重打擊，一方面必須源源不絕地將物資「貢獻」給節節敗退的中國國民黨，另一方面中國動盪局勢深深影響了台灣的經濟、財政，台灣人緊抱飢腹還要跟著支援「打倒共匪」的困局。隨後，中國國民黨敗逃台灣，帶入一百二十萬難民，六百多萬台灣人倏然增加了極度沉重的包袱，亂局雪上加霜，卻仍須被騎到頭上接受耀武揚威的極權統治。
世紀大劫難：台灣史上少見的經濟迫害（中）
世紀大劫難：台灣史上少見的經濟迫害（下）
附註：
【註一】一九四七年二月十五日《民報》三版，標題〈陳長官宣布，安定管制物價緊急措施九項〉，及〈陳長官繼續與記者問答〉。
【註二】林孝庭，《意外的國度：蔣介石、美國、與近代台灣的形塑》，二○一七年初版，第五十五頁，原註：《蔣介石日記》，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十四、二十一、二十四日。
【註三】戰後曾來台擔任交通處長的任顯群，離職後短暫回到上海，根據他女兒任治平口述的回憶錄指出：「對爸而言，回到上海就像如魚得水，因為他好交際、喜跳舞，上海的繁華正適合如此口味。當年經常出入我家的年輕記者林明曾為文說，爸選擇酒樓、舞廳或者夜總會，首重氣氛和情調，當年的匯中飯店、七重天以及滬西一家面積有限、燈影迷離的辣斐夜總會，和虹口的凱福舞廳，都是他常『擦』的地方。」（引自任治平口述、汪士淳及陳穎撰文的《這一生——我的父親任顯群》一書，第一一五頁）
【註四】「半山」是指曾到中國工作、經營生意或讀書，具有中國經歷的台灣人。黃朝琴一九二五年就加入中國國民黨，擔任台北市期間是從一九四五、十一、一至一九四六、二、二十八，後來曾任台灣省參議會及臨時省議會、省議會的議長。
【註五】列舉的談話分別參考自《民報》、《公論報》、《和平日報》等報紙。
【註六】葉榮鐘，《台灣人物群像》（二○○○年八月一日，晨星出版社），取自書中的〈台灣省光復前後的回憶〉一文。
【註七】同前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