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國會開議至今已三個多月，然而其中發生的各種荒腔走板的民主鬼故事，已經多到讓人眼花撩亂，我們好不容易堅守住的本土政權，似乎即將栽在新一屆國會中，令人不勝唏噓。
過去本土政權完全執政時，雖然也被許多人批評是以人數輾壓的方式通過法案，但如果仔細觀察就會發現，針對爭議事項或是重大議案，民進黨籍立委從來不會抗拒召開公聽會，與學者專家及民間團體代表協商。國會基本的三讀程序、委員會審查及朝野協商，也都會確實進行，並展開實體的討論，幾乎沒有略過審查環節，直接交付院會處理的狀況。
國會作為一個國家的最高立法幾關，自然肩負著預算、法案、重要議案審查及監督行政權的任務，但這並不表示國會的職權能夠無所不在。遏止國會濫用立法權，也是一個健全的民主國家應該考量的課題。奠基在內閣制之上的議會至上及議會絕對主義，與台灣當前的憲法實踐完全不相符（當然，這並不代表我反對討論台灣未來的憲政制度走向）。
為了使政府能在依法行政的同時，更加有效率的運作，行政權自然需要有專屬於自己的保留事項，在這個事項內國會是不能輕易干預的。德國憲法學者、同時也是威瑪憲法主要起草人的 Hugo Preuß 曾經說過：「真正的民主制其實預設兩個本質上具有同等能力的最高權力機關。」行政與立法本質上就是相互制衡的關係，並不是其中一方絕對凌駕在另一方之上。而在近幾個月的國會運作實務中，我們看到的卻是另外一種光景，以下簡單舉兩個例子。
▌希望國民黨在完成電業法修法工作前停止透過煽動民粹
首先，今年初的電價調漲爭議，在經濟部能源署電價費率審議會通過公布後，立刻受到國民黨團強烈反對，藍營總召傅崐萁當即表示會擋下政府一意孤行的行為，並且向經濟委員會提案凍漲，同時還要提出電業法修法草案，讓電價調漲需要經過全國人民同意；民眾黨同樣也跟著起舞，表示在經濟部提交檢討報告給國會，且委員會決議之前，不能調漲電費。
當然，國會議員有修改法規及提案的權利，但目前電價調漲的程序，本來就是在 2015 年中國國民黨執政時，透過電業法第 49 條規定授權中央主管機關—經濟部訂定，如今卻又反悔說需要經過國會同意，藉由國會委員會的決議，就要求行政部門停止電價的調整，這根本莫名其妙。希望國民黨在完成電業法修法工作前，停止透過煽動民粹來干預行政權的運作。
▌國民黨籍立委翁曉玲主張質詢是上對下的關係？
第二個例子，法學者出身的國民黨籍立委翁曉玲，在質詢陳建仁院長時說出「質詢是上對下的關係」，這樣的說法獲得部分法學者的贊同。然而，當翁委員受到社會熱議及質疑時，他卻要求對方把法律及憲法再多讀幾遍，如此傲慢的態度實在令人難以接受。
行政院當然要接受立法院監督，大法官釋字第 461 號解釋也確實提到，政府部會首長有接受立法委員質詢的義務，但我認為這完全無法推導出「上對下的關係」這個結論。大法官從釋字第 3 號開始，就認為五權憲法中的憲政機關彼此之間是「五權分治、平等相維」的關係，在權力分立原則下，五院彼此分工、相互制衡，怎麼能說行政與立法之間存在一種上下關係呢？
同樣是法學者出身的林志潔委員就提到，所謂的上對下關係，指的應該是行政科層體制中的上下指揮體系，怎麼能套用在行政權與國會的關係上。更不用說，我們看到的是中國國民黨蠻橫不講道理的質詢風格，在這種情況之下，他們不檢討自己立委質詢的品質，反而還試圖聯合民眾黨通過所謂的「藐視國會罪」，將官員的反質詢列進刑事處罰當中，實屬荒謬至極。
▌國民黨提出藐視國會罪的立法是幫他們可以在國會囂張跋扈擦脂抹粉
或許在國外，藐視國會罪的立法、搭配國會聽證制度的建立，確實可以降低官員在國會說謊卸責的可能，也能建立更好的國會詢答環境，但這是因為他們有足以支撐起這個制度的憲政發展脈絡，台灣如果要學習，怎麼可能一蹴可幾？中國國民黨之所以會提出藐視國會罪的立法，我看根本不是在為台灣政治環境著想，而是幫他們可以在國會囂張跋扈擦脂抹粉，把基本的尊重及合理的院會關係踐踏在腳底下。
明天就是院會即將表決國會改革法案的日子，中國國民黨已經宣告他們要在議場守夜，擺出一副要強行過關的姿態，然而這些議案絕大部分都沒有經過委員會實體審查，就直接逕付院會表決，這令人完全無法接受。明天將會是台灣憲政運作的轉折點，在對國民黨的悔改完全不抱任何希望的情況下，可憐的台灣人民或許只能寄希望在柯文哲領導的台灣民眾黨身上，希冀他們能發揮關鍵少數的重責大任，抗下這個台灣的歷史重任。
最後，我也想提醒黃國昌委員，雖然早些年曾經大力協助過我們協會推動相關議案，但我認為參與公共事務就應該就事論事，既然黃委員選擇加入台灣民眾黨，甚至成為黨團總召，就應該回想起當初學者從政的初衷，回想起身為法律人的良知，協助民眾黨作出對台灣最好的選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