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明和蓋拉格共筆提醒拜登：抗中必須取得勝利而非優勢

美國前副國安顧問博明（Matt Pottinger）及眾議員蓋拉格（Mike Gallagher）聯名在美國「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期刊上撰文強調，美國的抗中之爭必須要取得勝利，而不能只是主導競爭局勢，「沒有什麼能取代勝利」。

該文提到，拜登政府執政以來的對中戰略，持續前共和黨政府的外交策略，加強美國在亞洲的盟友、限制中國獲得美國關鍵技術，並支持國會兩黨「與中國競爭」的共識。這一點是美國在阿富汗、烏克蘭和中東等地區威懾失敗之外，拜登政府的對中政策成為相對亮點。然而，當前美國政府開始把與中國領導人關係解凍當成優先考慮，這反而陷入了一個熟悉的陷阱 —— 拜登團隊僅滿足於「主導競爭」的策略可能會強調過程而非結果，以犧牲全球安全為代價的美中雙邊穩定，以合作為目標的外交動作而覺得洋洋得意。

博明和蓋拉格直言，北京正在全球進行一系列瓦解西方原有秩序，並帶入反民主秩序的行徑，像是支持俄羅斯、伊朗、北韓和委內瑞拉的擴張主義獨裁政權。更從 2020 年以來增加了一倍多的核子武器數量，這種常規力量的增加速度比二戰以來的任何國家都要來得快。這也表示，中國無意陷入僵局，美國更不應該（只滿足於這種狀態）。

贏得美中競爭之戰會是什麼景色？

中國的共產主義獨裁者就必須放棄在跟美國及其盟友的冷戰或熱戰中試圖佔上風。另一方面，中國人 —— 從領導階層到市井小民 —— 都會渴望發展出新的前景及治理的方式，摒棄過去那樣從國內鎮壓到國外施壓的模式。

美中關係需要出現更大的摩擦

習近平要為其助長全球混亂局勢而付出代價，美國的國防能力必須迅速增加到有明顯優勢；同時要切斷中國獲得西方技術的途徑，挫敗習近平將國家財產轉化為軍事力量的努力。

博明和蓋拉格認為，習近平已經對美國發動冷戰，華盛頓就不該否認美中冷戰的存在，反而是要承認並贏得這場戰爭。如果只是像過去的美俄冷戰那樣，向美國人民發出自信自滿的訊息，但卻向中國領導人發出和解的訊號，新冷戰並不會因為半途而廢或膽怯的言詞而迎來勝利。美國需要公開承認，一個會犯下種族滅絕、煽動衝突、威脅的極權政權永遠不可能成為可靠的夥伴。

如果要像 1970 年代華盛頓對蘇聯採取的緩和政策那樣，目前的作法不但不會帶來多少合作，反而會強化他們的信念 —— 就是他們可以破壞世界局勢穩定而不會受到報復懲罰。

拜登必須停止錯誤的對中軟弱策略　優勢須靠新底線來守護

博明和蓋拉格對拜登政府初期的對中政策給予肯定，除了延續川普時代的對中政策方向外，在 2022 年 10 月，拜登邁出至關重要的一步 —— 大幅擴大川普政府對高階半導體及製造設備的出口管制，這大幅減緩了北京試圖主導先進晶片製造的計畫。另外在亞洲，拜登的外交人員也拉近了長期盟友和新夥伴的距離，像是「四方安全對話」（Quad）的正式運作、與日韓領導人舉行美日韓峰會、還有美英澳國防同盟的 AUKUS。

但兩人在專文中直言，拜登需要重新畫出底線。儘管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後，拜登在視訊中畫出紅線並警告習近平，如果對俄所發動的戰爭提供支持，美國政府就會實施全面制裁。然而，習近平還是找到各種方法來支持俄羅斯的戰爭機器，中國甚至向莫斯科提供急需的資金，以換取俄羅斯大量的石油輸出。根據美國國務院的調查，中國官方在全球親俄大外宣上面花費的資金甚至比俄羅斯本身還要多。

華盛頓正在執行的孤立政策 —— 同時抵制俄羅斯、安撫伊朗、遏制朝鮮，並尋求與中國競爭和接觸的混合體 —— 明顯沒有連貫性。然而習近平卻有效利用了這樣混亂的趨勢，甚至認為中國是全球動盪局勢的受益者，也是這場動盪的製造者之一。

兩人認為，2023 年應該要是讓北京為煽動混亂局勢付出代價的時機，但令人不解的是，拜登卻做了相反的決策，冷處理由中國引起的混亂爭議。無論是發生在該年 2 月的間諜氣球入侵事件、6 月的古巴中國聯合軍事基地事件，甚至長達三年、造成全球約 2,700 萬人因疫情死亡的 COVID-19 全球大瘟疫等等。與其讓北京付出代價，拜登派出 5 位美國內閣級官員訪問中國奉承北京。

中國的確也做出部份善意回應，包括中國政府承諾恢復軍事對話（北京之前單方面暫停）、負責任地使用人工智慧（北京已將人工智慧武器化並對付美國人民的技術）、雙方合作阻止助長美國芬太尼危機的前導化學物質氾濫（這些化學物質主要由中國公司供應）。

然而，哈瑪斯 2023 年 10 月在以色列進行大屠殺後，北京利用這次攻擊透過抖音（TikTok）受到共產黨控制的運算法進行無止盡的反以色列和反美大外宣。中國外交官也如同俄羅斯外交官那樣，會見了哈瑪斯領導人，並未該恐怖組織提供外交掩護、否決聯合國安理會譴責哈瑪斯的決議。儘管華盛頓提出要求，但幾乎沒有跡象表明北京採取任何有效行動來遏止葉門叛軍青年運動（Houthi）在紅海對西方國家商船和美國軍艦的襲擊。

習近平看到了煽動危機的好處，他希望這些危機能夠讓美國及其盟友疲於奔命 —— 而拜登在去年 10 月一場白宮演講中終於意識到了局勢的嚴重性。拜登在演說中說道：「我們正面臨到歷史的轉捩點 —— 我們今天做出的決定將會決定未來數十年的走向。」但是他完全沒有提到中國，而中國卻是他演說中提及的侵略者伊朗、朝鮮和俄羅斯，最重要的支持者。這樣的忽略，博明和蓋拉格認為，拜登等於是給了北京通行證。

博明和蓋拉格細數美國在 1970 年代的歷經數位總統與他們對俄政策的成功與失敗，他們認為當前與中國競爭對抗的局勢與當時的蘇聯有非常類似的狀況。文中引用美國歷史學家、普立茲傳記文學獎得主蓋迪斯（John Lewis Gaddis）所觀察到的，蘇聯「可能將緩和局勢視為他們自己誘導西方自滿的工具，同時他們完成了施加壓力的最終手段 —— 他們成為美國的全面軍事競爭對手。」

直到 1981 年雷根總統上台後，終於停止尼克森和季辛吉以來的對俄緩和政策，「緩和關係一直是蘇聯用來實現其目標的一條單行道」雷跟在就任總統後的第一場記者會就如此斬釘截鐵說道。雷根謀求贏得冷戰，而不僅僅在冷戰中取得主導地位。他坦率的談論蘇聯威脅的本質，並理解獨裁者經常會透過侵略形式來霸凌民主國家，使其保持沉默。1987 年，當雷根準備在柏林圍牆附近演講前，他的部份幕僚懇求他刪除他們認為無端挑釁的一句話，但雷根明智地否決了這項建議，最終說出了他在任期內最具指標性的一句話：「戈巴契夫先生，推倒這堵牆！」（Mr. Gorbachev, tear down this wall.）

一場無硝煙的戰爭

博明和蓋拉格呼籲拜登政府必須要採取類似的態度，更加努力在中國境內傳遞真實的訊息，讓中國人能夠彼此安全地溝通。拆除或甚至將中國的「防火長城」炸出幾個洞 —— 這樣的策略應該要成為當前華盛頓的對中政策核心才對，就像雷根疾呼拆除柏林圍牆的策略一樣。

北京正在對美國發動一場激烈的資訊戰，儘管美國擁有天然優勢，但這樣的優勢正在消失中 —— 對習近平來說，網路是這場沒有硝煙戰爭的「主戰場」。

「精神控制」之戰發生在無硝煙的戰場上。它發生在意識形態領域內。誰掌控了這個戰場，誰就能贏得人心。他們將在整個比賽和戰鬥中掌握主動權…… 在意識形態領域的鬥爭中，我們沒有任何妥協和退縮的空間。我們必須取得全面勝利。

習近平在 2014 年的一份官方出版物中明確表達上述意見

當中共試圖制定全球話語權時，它最希望美國和西方國家保持沉默 —— 對中國侵犯人權的行為保持沉默、對台灣的侵略保持沉默。因此，中共在無硝煙戰場上的大部分策略都是為了淹沒中國境內外的異議言論。

假裝冷戰不存在的溫吞言論反而會引發熱戰

博明和蓋拉格《沒有什麼能取代勝利》

美國官員首先需要明確與中國競爭的事實。他們必須認識到，如果美國要遏制戰爭並贏得長期競爭，短期內緊張局勢升級是不可避免的。一旦他們面對這些事實，他們就需要制定更好的政策：重新武裝美國軍隊（REARM），降低中國的經濟影響力（REDUCE），並招募更廣泛的聯盟盟友來對抗中國（RECRUIT）。

習近平正在為入侵台灣戰爭做好準備。按照目前的跡象，美國可能無法阻止這場戰爭，這場戰爭可能會導致數萬名美國軍人死亡，造成數萬億美元的經濟損失，並導致全球秩序的終結。避免這種未來的唯一方法是華盛頓立即建立和增強足夠的硬實力，以阻止習近平成功入侵台灣。

然而拜登政府最新的國防預算要求卻放棄了急需的戰鬥力，提議退役 10 艘艦艇和 250 架飛機，並將弗吉尼亞級潛艇的生產目標從每年兩艘降至一艘。它只補充了國會授權總統向台灣提供軍事援助的 10 億美元的一半。在 2023 年的補充申請中，白宮要求為印太地區提供略高於 50 億美元的武器和工業基礎支出，僅佔整個補充申請的 5%。看預算趨勢線，人們會認為是 1994 年，而不是 2024 年。

兩人呼籲拜登政府應立即改變方針，扭轉經通膨調整後的國防預算削減政策。華盛頓不應只將 GDP 的 3% 左右用於國防，而應支出 4% 甚至 5%，即使是這樣仍處於冷戰時期支出的低標。對於台灣海峽的近期威懾，未來五年每年應額外支出 200 億美元，這大約是在亞洲增加和分散足夠戰鬥力所需的金額。理想情況下，這筆錢將存放在由國防部長監督的專門「威懾基金」（deterrence fund）中，國防部長將針對​​最適合台灣防禦的項目提供資源。

威懾基金應該成為總統領導下的世代為恢復美國在亞洲的主導地位所做的主要努力內容。當務之急應該是最大限度地利用既有生產線，為亞洲關鍵彈藥庫建立新的生產能力，例如可以遠距離摧毀敵方目標的反艦和防空飛彈。五角大廈也應該利用威懾基金來改造現有的軍事系統，甚至是民用技術，例如可能有助於保衛台灣的商用無人機。

「複製者計畫」（Replicator Initiative）要求各軍種部署數千架低成本無人機，將台灣海峽變成一些人所說的「沸騰的護城河」，五角大樓應迅速採用其他創造性解決方案，以補充這一計劃。例如，它可以分散隱藏在商業貨櫃箱中的飛彈發射器，或部署動力聯合直接攻擊彈藥，這是一種低成本套件，可將標準 500 磅炸彈變成精確導引巡航飛彈。

美軍要真正威懾中國，就需要能夠在打擊範圍內移動。考慮到印太地區的海洋地理以及中國龐大的飛彈數量對美國基地的威脅，國務院將需要擴大與盟友和夥伴的託管和准入協議，以擴大美國在該地區的軍事影響力。同時，五角大廈將需要加強美國在該地區的軍事設施，並在整個太平洋地區預先部署燃料、彈藥和硬體設備等關鍵物資。

兩人提醒，即使中國在經濟上成為西方的人質，美國可以遏止中國的軍事力量，但仍會輸掉新冷戰。北京決心對全球供應鏈的控制和對關鍵新興科技的主導地位武器化。為了降低中國的影響力並確保美國掌握發展未來的關鍵技術，華盛頓需要重新設定雙邊經濟關係的條款。首先應該廢除中國的永久正常貿易關係地位，該地位為中國提供了以慷慨的條件進入美國市場的機會，並讓中國採取新的關稅措施，逐步提高對美國國家安全和經濟競爭力至關重要的產品稅率。提高關稅所獲得的收入可用於抵銷美國出口商因中國不可避免的報復措施而承受的成本，以及加強具有戰略意義產品的美國供應鏈。

華盛頓還必須停止美國資金和技術外流到支持北京軍事建設和高科技監視系統的中國公司。拜登政府於 2023 年 8 月發布限制部分對中投資的行政命令儘管是正確且重要的一步，但還遠遠不夠。華盛頓必須擴大投資限制，將高超音速技術、太空系統和新生物技術等關鍵新興技術納入其中。它還必須結束美國金融公司提供公開交易金融產品（例如交易所交易基金和共同基金）令人不安的做法，這些產品投資於美國政府黑名單上的中國公司。以目前對先進半導體的出口管制為模式，商務部應透過對量子計算和生物技術等美國創新的關鍵領域實施類似的出口禁令，減少關鍵技術流向中國。

隨著中國加強經濟自力更生力道並逐步停止從西方進口工業產品，美國需要招募友善夥伴聯盟來深化相互貿易。華盛頓應該與英國達成雙邊貿易協定。它應該升級與日本的雙邊貿易協定，並與台灣建立新的雙邊貿易協定，該地區其他符合條件的經濟體可以加入這些協定。它應該建立一項印度-太平洋數位貿易協定，以美國-墨西哥-加拿大協定所設定的高標準為基準，促進志同道合的經濟體之間的數據自由流動。

美國應該透過從盟國招募人才來推動國防工業的創新。每年，美國政府透過 EB-5 計畫批准約 10,000 個簽證，該計畫允許移民在美國企業投資數十萬美元即可獲得綠卡。該計劃充斥著欺詐行為，遠遠偏離了創造就業計劃的初衷，主要成為中國和其他地方的百萬富翁成為永久住民的一種手段。這些簽證應重新用作對國防關鍵領域擁有高級學位的伙伴國家公民的工作授權。

美國政府也需要招募下一代冷戰戰士，將他們的才能運用在與中國的競爭中。情報界也需要招募新興技術、金融和開源研究領域的專家，並讓他們更容易暫時離開私部門進入政府工作。國家安全機構需要在亞洲以及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和意識形態等領域培養深厚的專業知識。軍種學院和戰爭學院的課程以及正在進行的專業軍事教育應該反映這種轉變。

正確的對中政策決定未來

兩人認為當今美國外交政策的一個獨特特徵是，房間裡的大象 —— 華盛頓在與北京的競爭中所希望的最終狀態 —— 是一個禁忌話題，以至於歷屆政府都從未闡明如何結束競爭的明確目標。拜登政府提出將主導競爭作為目標，但這不是目標；這是一種方法，而且是適得其反的方法。華盛頓正在讓對中政策的目標成為一個過程：會議本應成為美國推動其利益的工具，但會議本身卻成為核心目標。

華盛頓不應該擔心越來越多中國人所期望的最終狀態：一個能夠制定自己的路線、擺脫共產主義獨裁的中國。習近平的嚴厲統治甚至讓許多中共黨員相信，導致中國繁榮、地位和個人幸福急劇下降的制度值得重新審視。這個制度產生了全方位的監視國家、強迫勞動殖民地以及對境內少數群體的種族滅絕，它同樣褻瀆了中國哲學和宗教 —— 而更好的模式最終將由此而產生。

幾代美國領導人都明白，透過戰爭或美國投降來結束冷戰是不可接受的。如果說 1970 年代為華盛頓帶來了什麼教訓的話，那就是試圖與強大而雄心勃勃的列寧主義獨裁政權實現穩定和持久的權力平衡（緩和）也注定會適得其反。最好的策略在雷根時代得到了最終的綜合，那就是讓蘇聯人相信他們正在走向失敗，這反過來又加劇了人們對他們整個體系的懷疑。

當然，美國的勝利並不是雷根一個人的勝利。它是以兩黨總統制定的戰略為基礎，並展現在 1950 年杜魯門政府政策文件 NSC-68 等文件就認為，美國的「政策和行動必須促進蘇聯體制的根本改變」。人們可以將該文件與第 75 號國家安全決策指令聯繫起來，這是 1983 年雷根政府的命令，呼籲「對蘇聯施加內部壓力，以削弱蘇聯帝國主義根基」。從某些方面來說，冷戰戰略的失常是在緩和時期，而不是雷根時期。

培植可與美對話的中共領導人

博明和蓋拉格認為，習近平一次又一次地證明，他不是一個可以與美國一起解決問題的領導人。他是混亂的代理人。華盛頓應該尋求削弱中共帝國主義的根基，並支持一位表現得不像無情敵人的中國領導人。

當前中國人大規模逃離他們的國家就顯示出他們希望生活在尊重人權、尊重法治並提供廣泛機會選擇的國家，正如台灣那樣，中國也可能是這樣的地方，儘管到達那裡的路可能很長。但為了美國自身的安全，以及所有中國人的權利和願望，這是唯一可行的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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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紹】

▋博明（Matt Pottinger）

於 2019 年至 2021 年擔任美國前總統川普內閣中的副國家安全顧問，並於 2017 年至 2019 年擔任國家安全委員會亞洲事務高級主任。《沸騰的護城河：防衛台灣的必要之舉》（The Boiling Moat: Urgent Steps to Defend Taiwan）一書的共同作者與主編（預計於 2024 年 7 月出版）。

▋蓋拉格（Mike Gallagher）

以對中鷹派立場出名的美國聯邦眾議院議員蓋拉格是現任眾議院「美國與中國共產黨戰略競爭特別委員會」（Select Committee on the Strategic Competition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首任主席。曾於 2023 年初祕密來台灣會見蔡英文總統，但他在今年 2 月 10 日突然宣布將不競選連任眾議員。蓋拉格年初曾公開表示將於今年再次訪問台灣，但時間尚未決定。

引用來源：
2024/05～06　Foreign Affairs　No Substitute for Vict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