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在香港的抗爭者》我們的抗爭沒有意義嗎？

編按：文章出自《產經新聞》「それでも香港に生きる（儘管如此還是要在香港活下去）」系列報導第 ① 篇。

現年 27 歲的黎振鴻走在一條漫長的道路上，在去年 12 月 22 日。他是無數個參加 2019 年香港民主化運動中沒沒無名的其中一人。

過了中午，街坊傳來聖誕歌曲，但黎振鴻無心於此，只急著趕路。從香港九龍的鬧區搭巴士 1 小時，再從巴士站走約 20 分鐘，到了大欖懲教所。

黎振鴻這一天和 22 歲的 A 女見了面。2019 年 11 月 18 日深夜，對香港政府及中共的示威抗議愈演愈烈，A 在催淚彈和約 250 個汽油彈飛來飛去的香港理工大學附近被逮捕。黎振鴻到訪大欖懲教所是在 A 被以暴動罪判刑收監的 5 天後。

在監獄的生活，尤其是面臨巨變的初期最為難受。被判有罪，在荔枝角懲教所等 5 個監獄服刑 2 年 3 個月的黎振鴻很清楚這一點。他現在利用這個經驗，為在囚中的青年提供支援。

其實，黎振鴻被逮捕的那一天也是 2019 年 11 月 18 日。因為遭到警方猛攻，而向警車投擲了汽油彈。為了讓手足（編按：香港抗爭者對夥伴的稱呼）脫逃，他擋在警察面前。

黎振鴻出生在鄰接香港的中國廣東省。那是在他少年時期和家人一起到香港觀光的時候的事。剛好那一天，有一場要求為鎮壓 1989 年中國民主化運動的天安門事件負責的示威遊行。他因為不明白香港民眾口裡喊的口號的意思，問爸媽他們也不說，所以就去問了學校老師。

「那是騙人的。不可以相信。只有教科書上寫的才是對的⋯⋯」

在那之後他也去了好幾次香港，網路沒有受到管制的香港，可以查到很多東西，他也以此為樂。在上中學之前，他直接跟母親說「想在香港唸書！」

在當工程師的父親留在中國，他和母親移居到香港的公寓。雖然那是一間大約只有 10 平方公尺（編按：約 3 坪）像「鳥籠」一般的家，但對於少年時期的他來說那就是「自由」。

在 2012 年香港政府要推行培育中國愛國心的「國民教育」的時候，17 歲的黎振鴻參加了反國教運動，因為他親身體會過中國愛國教育是什麼樣的東西。

上了大學的黎振鴻也在 2014 年佔據主要幹道的「雨傘運動」開始後加入了佔領行動。這場運動反對對親中派有利的香港行政長官間接選舉，欲爭取「一人一票」的普選，但這訴求在警隊的催淚彈之下破滅。黎振鴻學到光是喊口號不能贏得讓步。

接著 2019 年，反對「逃犯條例修訂草案」將嫌疑人引渡至中國的抗爭擴大，整個運動從要求民主化實現真普選，發展到抗議在背後操縱港府的中共。黎振鴻作為勇武派持續站在前線。

被逮捕後，令他驚訝的是拘留所有一大堆蟑螂，天還亮著的時候還能處理，到了晚上就只能「共生」。棉被髒到不知道是多久之前洗的，只能用洗過的床單像睡袋一般包住身體再蓋棉被。

在黎振鴻去年 2 月出獄後，香港社會整個都不一樣了。2020 年 6 月，港版國安法施行後，香港的言論和集會自由都被限縮了。

校園中不僅被要求升起中國五星旗並齊唱中國國歌，更糟的是老師們擔心被剝奪教師資格而不敢說出真實狀況。

「我們的抗爭到底算什麼？是不是沒有任何意義？」他也曾被這種絕望折磨，這種時候就會想想可能也一樣痛苦的手足們。

有在囚中的手足，有還在打官司的手足，也有連訴訟都還沒開始的手足。有什麼是已經回歸社會的自己能做的？

港版國安法施行了兩年半。民主派的成員大多逃往海外，也有人在摸索在香港活下去的路。追蹤從 2019 年試著持續守護民主化運動的香港人。

根據港警，截至去年 8 月底，因為 2019 年的抗爭遭到逮捕的從 11～87 歲共有 1 萬 279 人（2,742 名女性）。當中有 2,909 人（約 28%）遭到起訴，1,318 人被判有罪。

黎振鴻出獄後，參加了支援抗爭者因 2019 年抗議而被逮捕、入獄的民間組織計劃。他和很可能被判刑入獄的青年說說在監獄裡的經驗，希望能紓緩他們的不安，不要迷失自己。

也有保釋中的青年來找他。A 也是其中一人。黎振鴻給她的建議是剪掉頭髮，因為「獄中沒有吹風機」。A 剪掉一頭及腰長髮的那一天，黎振鴻也陪著她。

「我想去香港唸書！」黎振鴻不曾後悔過在 13 歲的時候拜託母親這件事。如果留在中國，應該就會變成習近平獨裁體制這個巨大中國齒輪的一部分。至少，現在的自己有可以扮演的角色。就像最後扔了汽油彈的那一天。

他想和夥伴說「天光還很遠，但我們要挺胸面對深夜的黑暗。」

黎振鴻活在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