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護台灣防堵武漢肺炎——台灣人的尊嚴

守護台灣防堵武漢肺炎——台灣人的尊嚴

作者：王明理（台灣獨立建國聯盟日本本部委員長 王明理）

編按：本文原以日文發表在：産経月刊《正論》2020年5月号〈コロナから台湾守る「台湾人の誇り」〉，全文已翻譯成漢文，以饗台灣讀者。

去年十二月底中國湖北省武漢市爆發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持續擴大並延燒全世界。3 月 22 日截稿為止，全日本已經有 1,814 人確診感染、 41 人死亡，前景仍未臻明朗。疫情初期，歐美各國猶如隔岸觀火，如今武漢肺炎這把火也燒身上，為防堵疫情持續延燒，不得不採取鎖國政策等措施來因應。（4 月 12 日，日本含鑽石公主號郵輪，感染確診 7,638 人、死亡 144 人）

當中，相繼備受各國稱讚者是台灣政府的防疫作為。台灣政府持續推出迅速且有效的防疫對策，受到全世界的矚目，丹麥前首相安德斯（Anders Fogh Rasmussen）撰文投書《美國時代雜誌》《TIME》，述說「全世界應該學習台灣經驗」。事實上，以色列與紐西蘭紛紛採用台灣模式抗疫、歐盟以及美國也向台灣提出協助合作請求。

筆者將嘗試透過逐步說明與解析，台灣是如何規劃與執行防疫政策，藉此提供日本或其他國家參考，從中獲得有效助益，或許同時也可窺見一直以來在中國壓力下，不被充分認識的台灣是甚麼樣國家的真實樣貌。

防疫作為的超前部署

去年十二月底中國湖北省武漢市傳出不明疫情發生時，台灣正處於隔年一月十一日即將舉行的總統大選與立法委員改選的激烈選戰當中。蔡英文總統即使每天在全台各地進行選舉行程，無論再怎麼忙都緊盯著武漢疫情的數據演變，不間斷地指示需高度注意疫情發展。有賴於此，選後便可在第一時間成立｢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統籌整合各部會資源與人力，全力守護台灣的防疫安全，確保國人健康，並召開跨部會指揮中心會議及專家諮詢會議。

疫情指揮中心成員，幾乎都是曾經參與 2003 年 SARS（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大流行時的優秀人才。當時，SARS 迅速擴散，造成 73 人死亡，其中 37 人直接死於 SARS 病毒感染，間接死因 36 人。不被允許加入世界衛生組織（WHO）的台灣，即使在爆發全球性傳染病事態，也無法在第一時間獲得相關資訊，從而無法在第一時間即刻有效防堵疫情發生。這次武漢肺炎的防疫政策，就是汲取當時的刻骨慘痛經驗，應運而生。

疫情指揮中心的主要人物，陳建仁副總統是公共衛生學界的權威專家， SARS 期間擔任行政院衛生署署長。當時無論是世界衛生組織（WHO）或疫情震央的中國，都沒有提供任何疫情相關資料，他只得獨自一邊摸索規劃防疫對策、邊指揮調度，最後成功防堵疫情。全台灣國民對陳副總統有相當高的信賴感，蔡英文總統也給予全權信任。

SARS 當時，蔡總統本人位居大陸委員會主任委員負責與中國溝通，親身經歷並深刻體會即便攸關人命，中國也不會給予任何的幫助。因此，完全不寄望中國或世衛組織，當下立斷部署防疫相關作為。這也就是台灣較之日本或其他諸國，可以超前部署防疫作為的表面原因之一。

現在的行政院蘇貞昌院長，在 SARS 當時擔任台北縣長充分發揮領導才能，利用十天不到的期間內，將一般普通醫院改造為傳染病專責醫院。行政院陳其邁副院長本人也是公共衛生界的專家，同樣地在 SARS 期間作為立法委員，在陳建仁指揮之下也是相當活躍的優秀人物。

即將在今年五月接任副總統職位的賴清德，是曾經留學美國哈佛大學的醫生，台灣擁有這麼多醫療相關背景的人擔任部會首長要職，是有原因的。

台灣人雖然在日本統治時期（1895-1945）就已經可以修習醫學，然而，無論是日本統治時期或戰後中華民國時期，台灣人作為被統治者，優秀的台灣人才無法擔任或從事政治要職，因此轉往醫學方面發展。台灣人的衛生觀念雖然是日本時期由後藤新平引進，然而發展至今，台灣完善的國民健康保險制度，一點都不輸給日本號稱世界第一的健康保險制度。

有關這次武漢肺炎的危機意識，在日本的情形是民眾與媒體比政府先意識到危機感，因此對於政府未能及早採取防疫作為，產生諸多質疑與不滿。與此相對的，台灣的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TCDC）則站在民眾前面，隨著疫情發展不斷的推陳出新防疫作為，並利用各種管道向民眾宣導。

這當中也包含目前最受全世界矚目，年僅 38 歲的政務委員唐鳳（相當於日本的資訊科技部長）。唐鳳非常年輕時便在美國科技業界展露頭角，後來返台以所學積極參與台灣的公共事務。唐鳳運用科技，規劃不受層級化行政組織結構束縛的「開放政府」體系，能夠有效地整合政府資源與提升行政效能，並使民眾更便捷地取得政府服務，包含稍後要介紹的口罩程式。台灣最了不起的一點就是，不在乎他（她）只有國中肄業的學歷，與跨性別認同身分（transgender），毫無偏見地接受這樣的她擔任政府要職。

台灣政府從今年一月以來不間斷地防疫作為，歸納起來就兩大主軸：「防堵疫情傳染擴散」與「消弭國民的不安全感」。

消弭國民不安情緒所採取的做法就是，徹底的資訊透明化。設在衛服部疾管署的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每天最少舉行一次記者說明會，向民眾說明最新疫情發展的進度與應變措施。事務繁忙的衛生福利部陳時中部長，每次都親自主持記者說明會，詳細述明疫情進展，並客氣地回答記者的所有問題。他誠懇的態度國民給予其相當高的評價。

更進一步產生效果的是，使用「疾管家」的 LINE 官方帳號，因應疫情每天至少更新兩次，提供國內每天的確診案例、所有國家的疫情最新發展等訊息。由於政府的開放態度，讓台灣民眾到目前為止都很安心且持續地關注政府的最新應對措施。緊接著，舉幾個實際防疫作為來說明。

果斷實施入境管控措施

防堵疫情最重要的一步就是阻絕病毒於境外。為此，實施入境管控措施，一旦發現感染確診者，除施予收治醫療，為避免與其接觸者遭受傳染，徹底調查確診患者的接觸史，對所有與之接觸者進行檢疫與防疫工作。目前為止幾乎掌握所有確診患者的感染源與接觸者。

針對新型冠狀病毒，世界衛生組織（WHO）在 1 月 31 日才定調為「國際關注公共衞生緊急事件」（PHEIC），然而台灣早在 1 月 26 日便限制中國湖北省居民入境、 2 月 6 日更升級限制所有中國籍者不得入境台灣。其後也隨著其他國家的疫情發展，逐步調高警戒層級，截至 3 月 20 日為止，除南美洲與南非外，對所有國家入境旅客限制其入境。就防堵疫情觀點而言，為了保護自己國民安全，對其他國家採取小心謹慎態度是正確的。

口罩配給

作為最具象徵性的防疫作為，以下將多所介紹說明關於台灣的口罩政策。直到今年一月底前，台灣與日本相同，口罩幾乎仰賴進口。一旦無法自中國輸入口罩，民眾便難以在零售市場上購得口罩。就此，台灣政府洞燭機先，率先做好各種準備，目前已經可以穩定供應一定數量以備民眾購買。

＊民眾在舊曆年工廠停工期間，搶購口罩，店家銷售一空。為避免民眾恐慌不安情緒擴散，政府公告釋出庫存口罩供民眾購買，並著手實施口罩每人每回 3 片的購買制度。

＊禁止口罩寄往國外，並限制出境者每人最多以攜帶五盒（每盒50片）為限。

＊1 月 31 日，全面徵收國內所生產口罩，由政府統一管理。

＊政府出資兩億元新台幣，興建六十條口罩生產線。全台二十幾家相關機械製造商共同合作，由軍方支援不足的勞動人力。三月中旬，達到每日 1,000 萬片的口罩產能。至此，台灣從口罩輸入國，轉身一變成為全世界口罩第二大生產國。疫情期間所生產的口罩數量由政府全面收購，等到疫情結束過後，口罩生產設備全部無償讓與業者。

＊健保卡實名購買制。全民依身分證字號最末碼，區分單雙數、再各依每週單雙日購買，星期日則不分單雙號皆可購買。原先設定依健保卡每週每人可購得 2 片口罩，截至 3 月 20 日每人每週可購 3 片、兒童 5 片。（4月9日起，不分單雙號，每兩周每人可購 9 片，兒童 10 片）

＊醫療院所、教育團體、公共設施機構，由政府優先分配一定數量。

＊政務委員唐鳳協調民間工程師合作開發口罩地圖程式，民眾可以線上查詢口罩購買店家與店家即時剩餘庫存，供民眾前往購買。

居家隔離與檢疫

台灣的感染確診人數相較日本或其他國家，維持在相對少數，截至 3月 20 日為止，死亡案例僅 2人，直到 3 月中旬左右，感染確診人數才大幅增加到 135 人，其中多半是自歐洲等海外國家回國者居多。據此，自 3 月 20 日開始，除南美洲與南非外，對所有國家旅客採取限制入境的管控措施。（4 月 12 日，累積確診人數 388 人，死亡案例 6 人）。

除確診患者本人予以收治醫療外，一開始就對疑似或高度可能感染者，徹底實施檢疫政策。依程度不同區分「居家隔離 14 天」、「居家檢疫 14 天」、「自主健康管理 14 天」，對於有可能被感染者，不採取立即收治於醫療院所，而是先自行於個人住居所隔離觀察的方式。運用這樣的方式，有效地避免醫療量能超額負擔。

所謂「居家隔離 14 天」的適用對象為，與確診患者本人接觸者或海外歸國在機場入境篩檢時，有發燒等症狀者，要求其在14 天期間內，必須待在個人住居所，接受相關衛生單位每日兩次的居家確認，一旦出現症狀由救護車送往醫院收治。並透過智慧型手機定位系統，查核是否違反居家不得外出禁令，違反者將處以高額罰鍰。

「居家檢疫 14 天」適用對象為所有入境者。為減輕衛生單位負擔，改由住居所在地里長進行居家確認查核。同樣也運用智慧型手機定位系統，違反相關規定也可處以高額罰緩。

上述兩類規定對象，不可再搭乘大眾運輸工具。機場入境時，由免費的專責計程車（防疫專車）提供點對點的交通服務，接送到自家進行檢疫。防疫專車由政府租借並補貼損失。違反禁止搭乘大眾運輸工具規定者，最高可處以新台幣 100 萬元罰緩。多數民眾認為藉由高額罰緩可發揮防疫功效，因此暫時沒有任何抱怨不滿的聲音傳出。

「自主健康管理 14 天」的適用對象是，自警示層級較低的國家入境者。要求其在 14 天期間內，盡量避免外出，每日量測體溫，外出時必須全程配戴口罩，一旦出現症狀需立即透過防疫專線電話與相關單位聯絡。

學校防疫方面，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在 3 月 2 日呼籲學校暫時停課，不過在台灣的情形是，發生有需要暫時停止上課的情況時，學校恰好處在放舊曆年年假與寒假的停課期間。因此，僅採取延後兩週開學的規定，延後開學的期間正好可以用來準備開學後的各種情況，所以幾乎沒有發生任何混亂。延後開學期間，必須照顧小孩的父母或祖父母可以請防疫照顧假，雇主不得拒絕或苛扣全勤獎金等，給薪與否由勞雇雙方自行協商。

停課期間校園進行消毒、並分發消毒液與口罩給各個學校， 2 月 25 日開學後，每天早上進校前需量測體溫，並維持教室通風。每班出現一名確診患者，該班停課，每校出現兩名確診者患者，全校停課。目前為止僅北部一所高中全校停課。（4 月 9 日新增台灣師範大學）

至此可見，這次因應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台灣方面所採取的防疫作為非常細膩、目標明確，且都取得不錯的成效。傳染病的防疫作為最講求的就是制敵機先，諷刺的是台灣之所以能夠超前部署，就是因為台灣被拒絕在世界衛生組織之外。世界衛生組織遭人指摘過度忌憚中國，太晚發布「國際關注公共衞生緊急事件」（PHEIC）警示，而台灣早就迅速、果決地採取應有的防疫準備。

再者，日本或其他國家防疫動作太晚啟動的理由或許就是，與中國的經濟依賴度及中國旅客所帶來觀光效益考量有關。

台灣的產業也相當依賴中國的產業鏈，前往中國經商者超過四十萬人以上。然而， 2016 年蔡英文總統就任後，積極推動產業界降低對中國的依賴程度。近年來更推動「回流政策」，促使赴中國投資的台灣企業返台投資，投資總金額逼近 9,000 億新台幣，並創造 56,000 多個工作機會。

事實上，去年三月台灣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中國效應專題研究小組」曾訪查，與中國交流中「國家安全」與「經濟利益」孰為重要，回答重視「國家安全」的比例為 58.3 %、選擇「經濟利益」者占 31.3 %。

該項調查是在強力主張與中國更進一步經濟合作的韓國瑜當選高雄市長三個月後、香港爆發大規模反送中示威運動前的這段期間內所作。在發生上述時間點都還出現這樣的調查結果，相信現在再以同樣的題目進行調查，所得到的結果一定會有更多的台灣人重視國家安全更甚於經濟利益。

近來的全球化潮流中，超越國境藩籬的經濟合作是理所當然之事，雖然不少國家出於經濟考量配合中國「一帶一路」的經濟策略，但是這波新型冠狀病毒疫情過後，其與中國的關係應該也會有不小的轉變吧。一旦再次發生與這次類似的流行性傳染病，應該能重新體會以獨立自主的態度，守護國民安全是多麼重要的一件事。

對於台灣政府這次因應冠狀病毒傳染的突發性事件，共享創意的團隊合作方式，不禁讓我回憶起2014年的「太陽花學生運動」。

「太陽花學生運動」是馬英九執政時期，年輕世代為對其表達不滿，佔據立法院三個星期的抗議事件。馬英九政府未經充分討論，欲強行通過不透明的《服務貿易協定》開放中國資本與勞工自由往來兩國，因而激發年輕世代的危機意識。

當時年輕世代也是突然地開始聚集，然後依各自所長、彼此分工合作，對於自己負責的事項，全天候不間斷地以網路線上直播的方式，公開眾人主張與活動現況。讓人最印象深刻的就是，年輕人間充分善用團隊合作、照顧弱勢、敬重帶領與指導各位的前輩。

與 1960 年代日本的學生運動最大的不同就是，台灣的一般民眾全力支持年輕世代的主張。五十多萬的民眾上街包圍立法院周邊，支持這群年輕世代訴求的那天，一直讓人無法忘懷。真要說的話，如果當時沒有「太陽花學生運動」，這次台灣的疫情感染應該會陷入更嚴重的事態。

因為，一旦簽署《服務貿易協定》，大量的中國人湧入台灣，政治上會陷入更多口水戰，如此一來就不可能在疫情發生當下立刻採取阻絕於境外的邊境管制措施。如此看來，不得不說，這次防堵武漢肺炎守護台灣的正是身為「台灣人的尊嚴」。

3 月 23 日的彼時，歐美各地相繼進入緊急狀態。美國的確診人數超過 24,000 人，義大利確診患者多達 53,000 人、死亡人數 4,800 人以上。為改善此一困境，美國與歐盟期盼擁有高超防疫技術的台灣能夠協助提出有效的防疫作為。

台灣的實力獲得肯定的同時，接下來或許就是國際社會正視台灣與中國是兩個不同的國家。衷心祈盼台灣以國家資格加入世界衛生組織，貢獻國際社會與冠狀病毒疫情早日收束的那一天到來。

*本文翻譯至産経月刊《正論》2020年5月号〈コロナから台湾守る「台湾人の誇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