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徐連毅為台北市議會助理，目前正就讀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喜歡用歷史敘事及制度論的視角理解社會現象和問題。原文為英文，投稿於諾丁漢大學（University of Nottingham）的網路雜誌《台灣觀點》（Taiwan Insight），報呱得到作者授權刊登中文版。
歐美國家難以仿照台灣成功且獨特的抗疫經驗，是因為台灣有獨特的地理與歷史成因：和中國的語言、交往和地理相近所帶來的資訊早發揭露。同時，雖然強勢的官僚及國家，在大規模公衛危機中顯得相當重要，但是強國家對民主治理和法治的傷害，是我們要謹慎面對、也是歐美各國和台灣可以一同找出答案的議題。
武漢肺炎疫情仍然嚴峻，在這起全球大流行中，台灣被國際輿論普遍認為是防疫的優等生，數據上顯示也是如此，台灣擁有2400萬名人口，在4月8日時僅有379例確診、5人逝世，相較起來，美國已有40萬人確診、1萬3千人死亡；全球更有144萬例確診、8萬多人因這場疾病死亡。近期已有許多文章討論台灣為何可以成功抗疫，但大多都是技術層面的討論，筆者支持但不願重複這些文章的觀點，而是想討論另一種被忽略的可能：這波台灣抗疫的成功經驗，是歐美各國無法效仿的，因為台灣有其特殊的地理背景及歷史成因。
最密切也最疏離的「特殊國與國關係」
要記著的是，台灣時常受到中國的戰爭威脅。但即使如此，台灣仍是世界上與中國經貿和人員往來最密切的國家，縱使當前中國政府因為民進黨執政而冷凍台海關係，在2019年，台灣與中國的進出口總金額為1906億美元，在台灣進出口數字總額中占比為31%，是台灣在經貿上最依賴的國家。由於台灣是出口導向的代工及貿易海島，即使單看2019年12月的出口數字，中國（含港澳）佔比為41.5%，遠高於第二名的美國14.2%、第三名的日本6.7%。
同時，在2019年，台灣赴中國常駐工作人口約為40萬人，佔全體勞動人口近4%，雖然已經連續五年下滑，但仍占台灣海外工作者一半以上，若計入出差、探親、旅遊和求學等往來原因，去年台灣和中國透過航班及船運往來的人次有近兩千萬。世界上最繁忙的數百條航線中，有許多坐落於台灣海峽上、連結著台灣與中國。
資料來源：陸委會網站
快速應變有賴訊息的及早流通
前段花如此大的篇幅介紹台灣與中國的經貿和人流往來，無非就是要凸顯出兩點：首先，台灣非常容易受到中國的影響，擋下病毒很不容易；但是，正因為台灣與中國關係是相當特殊的─受威脅又依舊密切，訊息流通也更為容易、防疫體系也更有警覺心。
在12月18日中國通報首例確診前後，透過台商及當地活動的台灣人、以及台灣和中國幾乎相同的語言傳遞，台灣當局就已經初步掌握消息，在12月底，台灣就已經開始實施武漢班機的登機檢疫、並警告世界衛生組織；同時，台灣也是最早派出專家到武漢訪查的國家，在1月12日派去的公衛專家回國後，台灣政府就將武漢病毒列為最高級的法定傳染病、並開設了指揮中心。隨後，台灣也成為全球最早禁湖北省（武漢市所在的省分）班機入境的國家。這些斷然處置的防疫作為，都有賴訊息的及早得知、以及密切往來下的更強的警覺心。
即使中國政府不斷的封鎖和造假有關疫情的資訊，因為台灣深受中國影響、也飽受其威脅，因此更知道要如何辨別虛假訊息及躲開中國的麻煩；台灣政府和人民普遍對中國的「官方」訊息不信任（2020年民調時有67.3%的台灣民眾不信任中國政府的防疫能力、有76%的民眾認為中國對台灣不友善）。與此同時，在今年2月下旬的調查，有97.6%的人認為武漢肺炎疫情嚴重（在民意調查中，這種數字難以置信），這樣的心態都有助於民眾高度配合政府的防疫作為。這樣的心態和機會並非歐美各國所有。
特殊的歷史成因所致的強勢公衛官僚
同時，從歷史成因來看，受到2003年SARS疫情衝擊的影響，以及台灣獨特的、遭各國排斥和不受承認的國際地位，讓台灣建立了與世界衛生組織較為脫鉤、也較為強勢的防疫官僚、公共衛生制度。這套制度在防疫最一開始就積極「超前部署」，不受世界衛生組織的指導影響，有時甚至遊走在法律未授權的灰色地帶去限制人身自由，包含禁止學生、教師及醫護人員出國，這種強勢行為和快速的威權官僚作為難以被歐美國家所效仿。
由於篇幅原因，我無法詳細介紹台灣的官僚制度變遷史。然而，除了前段所述的原因外，台灣是從威權國家以不流血的方式轉型成民主國家的經典案例之一，但也可能是因為如此，讓許多熟悉威權體制作風的官僚，仍在政府裡面任職，並透過制度邏輯和組織文化的方式，將較為強勢、漠視民意監督、較不遵守法治的官僚作法持續傳承下去。也因此，當民意高度支持時，傳媒的監督力道自然會被減弱，從近幾場疫情記者會中網路留言對記者的批評亦可見，這種強勢的官僚便能在這樣的條件下，主導防疫政策。
我們仍需要政府，只是需要學習與之平衡
然而，從事後結果觀察，面對這種大型且來勢洶洶的全球流行疾病與公衛災難，我們仍然需要政府的積極介入；也因此，接下來要研究的課題，這種威權、傷害自由和法治模式的強勢官僚和民主國家的組成比例，怎麼樣才算合理。以新加坡為例，他們的管制和官僚比台灣更加威權，但是以結果來看成效並不算特別好。歐美的例子則顯示了不信任政府、處處抵制和限制政府的權力和重視個人自由的文化在防疫時可能造成致命的後果。
雖然台灣當局在防疫策略上可能傷害法治，但我仍相信，若過份傷害到民主的根基時，台灣民間社會仍有充足反抗的能量；但即使如此，如果立法院能對強勢的公衛官僚加諸一些限制，避免他們以防疫之名造成更多的法治傷害，自然會是較好的選項。
對於歐美及台灣政府，我們可以相互學習，一起思考如何建立起在危急時強勢應變的官僚，但又有足夠的工具可以在危機結束後，把公權力關回名為法治的鐵籠中。
圖╱US Congress
結論
總之，本文想要顯示的是，台灣的抗疫經驗不是奇蹟，但也不是純粹倚靠公衛官僚及醫護人員的努力疊加所致。「台灣經驗」有其獨特的地理背景及歷史所致的制度成因，而且可能會在抗疫過程中傷害法治。但總的來說，在面對全球流行病中，我們仍需要政府，但又要避免其成為不受控的巨靈，這是接下來研究者可以投入的課題，也是台灣經驗可以啟示各國的重要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