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除希望的手術刀：被取腎的女嬰與統戰樣板Tank

近日，一篇來自中國的醫學期刊報導在台灣網路上掀起軒然大波。該研究詳述了一例「成功」將一位早產女嬰的腎臟與腹主動脈一併摘除、移植至成人男性身上的案例。據文中記載，這名僅出生兩天、體重 2.2 公斤的早產女嬰尚未經過完整搶救即被判定「無生命徵象可挽回」，隨即成為器官來源。

許多台灣民眾對此表示極度不安 —— 不只是因為移植技術的驚悚細節，而是整起事件所揭露出的倫理與制度問題：一個原本有機會活下來的女嬰，為什麼會在尚未穩定病況前就被「轉化為資源」？在這過程中，誰擁有發言權？誰決定她的命運？

這不僅是醫療倫理的問題，更牽涉到性別不平等、家長在極端體制中的選擇困境，以及一整套壓抑而封閉的國家權力機制。

嬰兒不該是器官供應鏈的一環

根據該篇論文描述，醫療團隊在女嬰出生後不到 48 小時內完成了器官摘除與移植手術，而「捐贈」手續由其父母同意。然而，這是否符合所謂「知情同意」的標準，值得質疑。醫學倫理要求器官摘除必須在明確、無可挽救的死亡判斷後，且經過家屬在無脅迫狀態下的充分理解與自願同意。但在中國制度下，「腦死亡」判定缺乏獨立審查機制，而醫院在技術壓力與器官供體短缺下，往往有動機「提前判定死亡」。

這對父母殘忍嗎？是也不是。我們無法忽視這對父母所處的困境。儘管「中國夢」主旋律吹得很響，但事實就是：在一個人命無足輕重、倫理不受重視的社會裡，醫療商品化與社會階級分化必然更加劇烈。貧困家庭面對無法負擔的早產兒醫療費用，很容易被迫「理性選擇」—— 將嬰兒的身體換作補貼費用的籌碼。他們的選擇，可能源於一種制度性冷漠所強加的「生存邏輯」。這反映的正是我們「不想變成」的那種社會。

如果是兒子是否就不會那麼容易被「捐掉」？

雖然該篇醫學報告中也記載了另一名男嬰的器官移植案例，但社會對「女嬰被取腎」的震撼反應絕非偶然。這正說明，女性生命在中國的社會結構中，往往更容易被放棄、更快地被制度性地資源化。我們不禁質疑：如果她是男孩，是否更有可能獲得積極搶救與生存的機會，而不是迅速被轉化為「醫學資源」？

台灣網路社群上，女性使用者對此事件表達強烈關切，不只是因為醫師與父母聯手「放棄」一個在仍然極有可能存活的女嬰，把她的腎臟移植給成人，在台灣的文化價值觀中難以想像，更在於這個盤旋在心中、永遠無法消除的質疑：「如果是兒子呢？會不會就能活下去？」

什麼樣的社會文化，讓一個女嬰的生命比不上她的器官？她的存在，從未被當作「完整的人」，而只是一種可交換的零件。

在這起女嬰器官移植案例中，性別因素無形中成為了一種「默許的風險分擔」，尤其是在一個傳統上更重視男性生命價值的社會中。這絕非沒來由的擔憂：女性在這類醫療決策中，是否被默認為更容易「捨棄」的對象？過往的一胎化政策和重男輕女的文化影響深遠，使得女嬰在生命起步階段就可能面臨資源分配的不平等。她的腎臟成為了另一個生命的延續，但她自己的存在卻未被充分視為有意義的努力目標 —— 這種生命價值的落差正是性別不平等的核心體現。

台灣的器官捐贈制度一直以透明和倫理為核心，我們始終小心的避免在制度執行中忽略弱勢群體的特殊需求，女性主義社群的監督力量也很強大。然而這些價值，在中國面前可謂毫無用處。我們真該懷疑，那些曾頻繁赴中執行器捐手術的台灣醫生，是否已經加入了這場以人命為芻狗的共謀。

中國近了！你究竟會是Tank，還是那個被移植去給Tank用的「無名人士」？

然而，話說回來，這場輿論震盪的引爆點，其實並非始於學術論文，而是一位台灣歌手的公開發言。4 月七日，台灣歌手 Tank（呂建中）在個人社群平台上透露，自己赴中國接受了心臟與肝臟的雙器官移植手術，並在貼文中感性表示「感謝祖國醫療技術的幫助」，甚至強調「祖國好棒」。

不少網友質疑，在台灣等待一個器官就要排隊很久了，他一口氣移植兩個器官為何幾乎沒怎麼等到？以及，為何一位身為外籍人士的台灣藝人能在中國迅速完成號稱「亞洲首例雙器官移植」？更敏感的是，Tank 長年罹病，其實已有器官移植需求多年，卻在中國「短期內一次完成」，這不僅引發對中國器官來源的疑慮，也讓人聯想到前述中國對高官政要「器官優先」的制度性安排是否已擴及名人與統戰對象。

Tank 的發言，無意間成為了放大器 —— 它讓許多原本對中國器官移植制度所知不多的大眾，首次將個案與制度性的倫理爭議連結在一起：一個人能夠這麼快取得兩個器官，他排在誰的前面？那些等不到器官的人是誰？而這樣的移植機制，是醫療成就，還是政治篩選的結果？

是「台灣技不如人」腦羞，還是你中國根本沒下限？

奇怪的是，《風傳媒》竟在這時推出邏輯十分神奇的報導，指稱一位在中國執業的不具名台灣中醫師受訪表示，台灣網路對歌手 Tank 在中國接受雙器官移植的質疑，根本是「輸不起」、「玻璃心」，並直言「中國醫療早已反超台灣，現在才知道，只能靠造謠活摘器官來找面子」。他並回憶 2007 年曾在上海三甲醫院因哮喘急診，發現醫療設備遠遜於台灣，但強調「這些年來變化很大，硬體與軟體的進步只是時間與資金問題」。

該醫師強調，自 2010 年起，上海醫療已突飛猛進，不少在地台人也開始選擇加入中國醫保、不再回台使用健保。他以 Tank 為例，認為雙器官手術「不過是現代醫學的正常發展」，外界將之與器官移植黑幕聯想，是「活在過去的落伍心態」。

有人批評《風傳媒》幫中國講話，但也許也不用問動機如何，而是「技術的成熟能證明來源的道德性」嗎？這是個很簡單的問題。中國醫療若真的很「進步」，喔，恭喜啊！？但是，它的進步，是建立在怎樣的生命代價之上？富有的權貴、有統戰價值的外國人竟能優先拿走器官，我們要這樣的社會嗎？這是對的嗎？

在台灣，器官捐贈制度建立在法律與倫理雙重監督之上，除需經「腦死判定小組」的多重認定外，相關資訊也須公開透明。政府與非營利機構如「器官捐贈移植登錄中心」的運作，則進一步確保捐贈意願的自主與真實。

這樣的制度之所以成立，除了有一套相對健全的法制與民主基礎外，更與台灣社會活躍的民間監督力量密不可分。女性主義團體、公民監督機構、新聞媒體 —— 正是這些跨界組織的行動，迫使制度不得不對生命與尊嚴負責。

中國的案例告訴我們，一旦缺乏制度與社會力量的制衡，醫學技術可以快速地從「救人」變成「奪命」。

法規的表象與現實的裂縫：從「隆星宇案」看中國制度破口

這並非中國第一次因可疑器官來源而掀起輿論風暴。我寫過，2024 年春天，24 歲中國研究生隆星宇僅因膝蓋扭傷未能使用醫院推薦支架，便突發肺栓塞猝死，器官被「自願捐出」，傳聞受益者為多位中共高官。官方將其塑造成「器官捐贈英雄」，其校長甚至於畢業典禮中以此作為正面教材，但中國網民卻普遍質疑其死因是否被隱瞞、器官是否為自願捐贈，懷疑這不過是又一次將個人身體資源轉化為統治階層福利的例證​。

更諷刺的是，同年中國官方才剛修訂《人體器官捐獻與移植條例》，條文明確禁止買賣與未成年人活體器官摘除，並強調「自願原則」。但幾乎同時間，中共 14 個部會聯合發布政策，要求「五年內每年器捐登記人數成長 10% 以上」，甚至將器捐率納入政府考績指標，顯示法規條文與行政操作存在高度張力​。

從「死刑犯器捐合法化 → 政府聲稱廢止 → 外媒揭露數據造假 → 政策再包裝」這條無盡循環的路徑來看，中國的器官制度改革更像是一次次政治化的公關操作，而非真正以人命為本的醫療倫理演進。

國際視角：中國衝擊全球醫療倫理體系

根據《世界醫學會赫爾辛基宣言》與《伊斯坦堡宣言》，人體器官不得商品化，亦不得在非自願或不透明情況下進行移植行為。中國雖表面上於 2015 年宣布終止死刑犯器官來源，但外界一直質疑其器官移植來源的真實性與透明度。

本次早產女嬰的案例再度凸顯，中國在「器官捐贈制度現代化」的表象下，依然存在以技術之名掩蓋倫理破口的可能。而這樣的體制漏洞，不僅是中國內部問題，更可能對全球醫療合作與倫理標準造成嚴重衝擊。

如果一個國家的醫療研究可以將未充分死亡的嬰兒視為器官供體，其他國家的醫療倫理還能否獨善其身？

世界主要國家器官移植制度比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