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我絕對不支持綠色和平組織

不知道有多少次，在黃昏時分熙來攘往的捷運出口，身穿背心的男大學生，拿著海龜優游蔚藍水域的宣傳手板，客氣又有禮貌的請我停下腳步：「我們是綠色和平的志工，請花幾分鐘一起關心海龜的生存！」而我總是擺出拒絕的手勢，冷淡地加速離開。

被拋下的志工通常只是一些大孩子，他們失望的情緒溢於言表。但他們不知道的是，我並非不關心海龜，也絕非認為他們的訴求毫無意義，我只是真的打從心底厭惡綠色和平組織的偽善跟邪惡。

儘管人類整體來說堪稱十分墮落，但世界上依然存在著許多各式各樣偉大的使命。有人侵略其他國家，有人團結抵抗；有人傷害野生動物，有人保護野生動物；有人制定歧視女性的法規，有人為女性爭取平等。

但，世界上最大的錯覺與一廂情願，就是認為只要剛好也信仰其中任何一個使命，就一定是「跟我站在同一邊的好人」。如果某人或某團體展現出對於某種「我也同意的進步價值」的熱誠，他們就是正義的夥伴 —— 事情真是如此嗎？

用商標法懲治環保夥伴的國際綠色和平組織

1971 年，綠色和平組織由一群美國與加拿大的環保人士在溫哥華成立。初期擴張的手段叫做「思想炸彈」，這個概念由創始成員羅伯特．杭特（Robert Hunter）提出，就結論而言就是透過挑釁的影像大肆宣揚「綠色和平」（Green Peace）這組英文名稱，把名稱當做宣傳手段，引誘世界各國成立名字類似的環保組織。到了 1970 年代末期，北美、歐洲、澳洲已經有 20 多個團體以「Green Peace」名義進行活動。到了 1979 年，為了穩定混亂且岌岌可危的財政危機，現今的「國際綠色和平組織」才真的出現。

1986 年，出身鹿港的台灣環保人士粘錫麟因為反對杜邦公司在家鄉設二氧化鈦廠，而與志同道合之人開始了長達四百天的抗爭活動。粘錫麟隨後成立了「綠色和平工作室」，繼續他的環境保護行動，包括搶救森林行動、反對蘭嶼核廢料。1989 年，粘錫麟進一步發起成立「台灣綠色和平組織」。有鑑於整個 1970 年代綠色和平組織的擴張模式，粘錫麟依循「思想炸彈」模式成立環保團體似乎並不奇怪。

此外，當時國際綠色和平組織在所有華語語區都沒有任何正式的分支，因此他們事實上也不算擁有「綠色和平」這四個中文字。更加上，國際綠色和平組織完全不覺得台灣是個國家（這個既定政治立場會在之後三十年間一再證明），更無意在台灣設立部門，因此粘錫麟的「台灣綠色和平組織」並未實際上妨害國際綠色和平組織的運作或營收。然而國際綠色和平組織卻以商標法為由，控告粘錫麟侵害他們的權益，令其不得運作自己成立的非營利團體。

如此大費周章控告一個遙遠海島上的小型環保團體，你可能會以為國際綠色和平組織結束長達十年的「思想炸彈」的行銷階段之後，可能是為了現實財政考量，而有意自行經營台灣的環保版圖，或者是為了避免將來議程主張相互矛盾，才用智慧財產權法規恫嚇逼退潛在競爭者。但事實卻不是如此，之後長達 11 年，國際綠色和平組織都拒絕理會台灣環保人士申請核准在台設立分支的要求。換句話說，它就是刻意不讓台灣人用這個名義進行環保活動。

支持兩岸統一才能錄取的「台灣綠色和平」誕生！

1997 年，國際綠色和平組織得到聯合國環境署（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頒發傑出貢獻獎，幾乎也是從同一個時間點開始，這個團體的環保貢獻開始遠遠遜色於政治操作手腕。

正是在 1997 年，台灣環保人士方儉再度爭取國際綠色和平在台灣設立分部，對方表示毫無意願。然而，與此同時「中國綠色和平組織」選在「97 回歸」這年，在香港註冊，並在北京設辦公室。三年後，「中國綠色和平組織」在台灣成立了分部，並且巧立名目，在申請文件中刪掉中國字眼之後，向台灣環保署申請設立了「財團法人綠色和平基金會」。

這個利用台灣法規漏洞而成立的「財團法人綠色和平基金會」，事實上隸屬於中國綠色和平組織，當時即引發多個環保、勞工、人權團體抗議並質疑，為何國際綠色和平組織不久前才擺明了不願意授權台灣成立自己的分部，卻旋即透過中國綠色和平來台灣開分支。如果這不是可疑的政治操作，什麼才是？

更有甚者，當「財團法人綠色和平基金會」在台灣招募人員時，不少有志於環保的台灣人不疑有他前往面試，但他們全都被問了「你對兩岸統一的立場是什麼」，強迫表態自己的統獨立場。在面試時粗暴無禮的詢問應徵者的政治立場，根本就違反《就業服務法》，當台灣勞工陣線公開抨擊財團法人綠色和平基金會違法審查政治立場時，主事者竟然也沒否認自己真的違法。綠色和平東亞主任 Mario Damato 大剌剌的回覆說：「會詢問統獨立場，是因為台灣很多公共事務都會碰觸到政治，希望員工未來有能力處理類似狀況。」

「中國台灣」綠色和平：要你的捐款，奴役你的孩子

隸屬於中國的「台灣綠色和平」在成立第一年，就鬧出以上這麼多風波，但台灣民眾卻未曾注意到這些警訊，甚至依然慷慨捐款、前仆後繼的做志工。2019 年，「中國台灣綠色和平」就靠著攔路募捐等等方式，年收入 2.7 億元。

捷運出口那些二十出頭「想借用你一點時間保護海龜」的年輕人，他們其中不少人或許根本就沒有拿到報酬，而只是免費的志工。當中國台灣綠色和平爭議發生時，他們不是年紀尚小，就是還沒出生，而如今他們依然不知道，自己的勞動力是獻給了「只要海龜好活，不管台灣人死活」的中國台灣綠色和平。

實在很難想像比這樣更糟的狀況：捐款被拿走了，泰半是用在龐雜的組織運作費用上，而家裡辛辛苦苦養育長大的孩子，還在免費幫不把台灣人當人看的組織做粗工。

海龜會先滅種，還是台灣人會先滅亡？

國際綠色和平組織在聯合國經濟及社會理事會擁有一般諮詢地位，在他們的網站或手冊上，都把台灣列為中國的一省。而這個自認為在追求高尚目標的團體，對待台灣人的方式，確實也就是認為台灣是中國的一省。

海龜、冰山、海平面的高度，對某些人來說真的異常重要。像是晚節不保的陽明大學退休教授傅大為，近來就一再試圖教育我們，不應該加強國防，而該注意海平面高度。在諸如傅大為這種人的心裡，事物的輕重緩急排序似乎十分奇特。他們喜歡用一種以當前局勢觀之相對而言根本無關痛癢的高尚追求，去貶低別人的另一種高尚追求 —— 流浪動物保護比台灣主權重要，環境議題比台灣主權重要，所有關於敵國滲透、入侵的煩惱都是假的，只有海龜存亡才是真的，他們就是活在這樣架空的荒謬世界裡。

誠然，環保是一種高尚的追求，但台灣的主權也是一種同等高尚、甚至更加迫切的追求。我們最不需要的，就是有人無視於綠色和平組織背叛、出賣台灣人的事實，還在那裡裝模作樣的告訴我們：「海龜真的很需要你的關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