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香港反送中運動影響，台灣近日也爆發了「手搖飲之亂」；起因是某家手搖飲的香港分店，在帳單上印了「香港人加油」，因此被中國網民洗版質問、被舉報台獨港獨，各家有投資中國的業者紛紛發表聲明支持一個中國、支持一國兩制，繼之又有數家業者表示被盜名、或是香港代理商所為與總公司無關；又有加盟店不屑總公司所為拆招牌脫離加盟關係。
在這陣混亂之中，當然台灣人也不會閒著。表態支持中國併吞台灣意圖的廠商，自然惹來台灣消費者的抵制聲浪。有廠商因此推出買大送中活動，企圖緩和抵制的衝擊；但是在香港波瀾壯闊的反送中「小波浪」（柯文哲調）中，廠商的優惠活動卻是「送中」，是否有打完左臉再打右臉之嫌？
另有一種說法認為，台商在中國，不得已要發支持中國立場的聲明，台灣人如果抵制這些台灣廠商，所作所為和中國逼迫他們表態支持中國輾平香港、併吞台灣有甚麼不同？
其實，真的不同。
話要從古早的英國說起，1644 年英國政治哲學家彌爾頓（John Milton）、1859 年小彌爾（John Stuart Mill），都曾著述宣揚「言論市場」—— 既然人皆有錯，讓各種言論公開辯論，才是唯一接近真理之道。這個古典自由主義的重要基石，多次被台灣的大法官會議解釋所引用；「言論自由為民主憲政之基礎」、「言論自由，在於保障意見之自由流通，使人民有取得充分資訊及自我實現之機會，包括政治、學術、宗教及商業言論等」、「言論自由有實現自我、溝通意見、追求真理、滿足人民知的權利，形成公意，促進各種合理的政治及社會活動之功能，乃維持民主多元社會正常發展不可或缺之機制。」等等。
在這個意義之下，言論自由不僅僅是個人的自由，更是政治自由之所以可能的前提。而憲法保障的基本人權，是以抵抗權為核心，抵抗國家不得侵犯。言論自由的定義，因此是國家不得因人民的言論而加以迫害或不公平的待遇。至於人民和人民之間，並沒有所謂「言論自由」的問題。這個道理，用反面事例來想，就很清楚；假若某人陳述了他的意見，其他人不得批判或反對，那麼其他人的言論自由在哪裡？因此，言論自由只保障國家不得因人民的言論而加以迫害，並不禁止其他人民對發言者的批評和反對。這是不同主體間基本權的界線問題，而不是迫害言論自由的問題。
回頭看這波「手搖飲之亂」，這些去中國的廠商如果不表態支持中國的政治意圖，生意可能整個被消失，經營者甚至會被李明哲，這固然叫做「沒有言論自由」；反之，台灣的消費者抵制商家，並不是公權力行為，不能稱為迫害言論自由，只是個人的消費喜好與言論自由的行使。
再從經營策略來看，要去有高度政治風險的國家投資，廠商本就應能預期會有這樣的政治成本，不論是不支持中國政策而被打壓，或支持中國政策而被台灣消費者抵制，都是廠商的營業成本；廠商既然選擇到中國投資，這些成本就該由廠商自己負擔。說消費者不能因此抵制，無異於將廠商的成本轉嫁予消費者，意即將廠商成本外部化；這和黑心工廠排放污水廢氣、或者旅遊業接大量中客導致大眾運輸系統癱瘓，本質上是一樣的事情。
「手搖飲之亂」再次提醒我們，以經濟利益迫使外國人屈服於中國的政治意志，是中國政府的慣伎，或許許多台商懷抱著去中國掏金的美夢，但投資風險不能不顧。與中國交往，沒有政治歸政治、商業歸商業這回事；過去沒有，將來呢？
台灣某些政黨或政治人物，宣稱要改變中國、與中國分享民主經驗，如國民黨籍前台北縣長周錫瑋接受〈德國之聲〉專訪時說：「（台灣應該）到那裡去，與他們合作，成為朋友，成為兄弟，改變他們，而不是成為他們的敵人。與他們合作。你可以改變他們。」又譬如台灣民眾黨黨主席兼台北市長柯文哲一向主張的「兩岸一家親」，和互相認識、互相了解、互相尊重、互相合作、互相諒解的「5 個互相」，並對「手搖飲之亂」表示，台灣的民主經驗可以給中國許多啟發。
但想要和怎麼做，是兩回事，做和做得到，又是兩回事；中國迫害台商的言論自由、在各個領域要求與政治無關的人必須表態支持中國併吞台灣的事情，每年都要發生好幾次。這些政治人物卻從未能說明：當中國不想改變、不想尊重或諒解台灣，只想將台灣納為己有時，究竟該怎麼做？或者周錫瑋、柯文哲這些對中國心存善念的政治人物，能舉出一次成功的例子，表明他們對中國的善意與尊重，確實能夠有所改變？或許，台灣人也因此可以改變對中國霸權的觀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