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論題是〈台灣的民主跌蕩與族群糾葛〉，我特別點出族群問題在台灣民主化過程所起的支配性作用。當然，構成民主化成因很多，絕不是單一條件可以達成，有關民主理論與民主發展，研究、書寫、文獻很多，是一門顯學；台灣能進入所謂「第三波民主」之列，（杭亭頓，《第三波 —— 二十世紀末的民主化浪潮》）當然是正面表列。台灣之所以能民主化可以提出各種外在與內在的因素。換句話說，民主化是各種要件的集合體。台灣能夠走上民主，自有不同驅力，但族群力量則是萬事俱備下的東風。族群在台灣民主化的獨特作用，至少在我閱讀過程中乏人書寫；當然也可能歸咎於我涉獵不廣。
台灣民主化的「一般條件」
托爾斯泰在《安娜 · 卡列尼娜》中的名言：「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可以挪用在民主上：成功的民主國家各有個的經歷，非民主的國家的統治都相似的。台灣能夠走上民主，族群的力量則是最關鍵的因素；也就是「殊相」。台灣之所以能民主化，可提出幾項一般條件：
（一）民主思想成為無可置疑的價值觀。1921 年進入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後劉少奇回顧道：「當時我只知道社會主義是好東西，但是我卻不知道具體而言那是什麼，也不知道說如何實現社會主義。」（見許冠三，《劉少奇與劉少奇路線》，轉引自北村稔，《中國共產黨一百周年的事實》）1920 年社會主義成為焦點，正反意見都有，但民主沒人有非議，不只知道是好東西，更認為是寶筏。
1949 年之後，在台灣尤其如此；中國五四或後五四的一批自由主義者，以胡適為首，樹起民主主義的旗幟，其中以《自由中國》最重要。儘管蔣政權勵行家天下／黨天下的政策，但也不敢公開指控民主的道德無尚命令，民國末年重要的知識分子雜誌《觀察》（1945-1948）的主編儲安平說：「我们現在争取自由，在國民黨统治下，這個『自由』還是一個『多』『少』的問题，假如共產黨執政了，這個『自由』就變成了一『有』『無』的問题了。」（儲安平：〈中國的政局〉，《觀察》，第二卷第二期，1947 年 3 月 8 日）。1945 年自由社會主義席捲中國，（見韓戌，《儲安平傳》，牛津大學，2015）1947 年，殷海光與幾位朋友發起〈自由與理智宣言〉，揭示費邊主義，唱和社會民主主義。
當時影響中國思想界最大的是拉斯基（Harold J. Laski）。（見陳慧芬，《知識傳播與國家想像 —— 20 世紀初期拉斯基政治多元論在中國》，五南，2016 年），胡適旁邊《新月》一批人許多都是拉斯基學生，胡適受影響，當然。一九四九年三月殷海光寫信給許冠三、申思聰還殷殷以民主社會主義為念。（見殷海光，〈中國的前途問題〉，收入《殷海光全集》〔8〕）。中國自由主義的最後一波社會民主主義到了台灣，自由主義是台灣知識階層幾乎一致的信條，即使在蔣政權下雖奄奄一息卻還有火苗，特務頭子王昇可以把自由主義、台獨、共產主義綁在一起，稱為「三合一敵人」，但是他也不敢觸民主的逆鱗，他說過民主的問題，要用更民主的方式解決。可見一斑了。
圖片翻攝：https://www.britannica.com/biography/Harold-Joseph-Laski
（二）美國的壓力。四九年蔣政權從中國退到台灣一島，美國要保護台灣不受中共併吞，但不願看到蔣介石盤踞台灣，美國總統杜魯門與國務卿魯斯克計劃是驅逐蔣介石，把台灣政權交給一個他們認為的「鐵三角」：胡適當總統、孫立人掌軍事，吳國楨掌行政。而蔣一度同意，提出的條件是「有尊嚴的離開」台灣到菲律賓。美方計劃的細節在這裡不能多談，有興趣的朋友可以看拙作《面對獨裁》，已出再版本。
韓戰一爆發，中國出兵救了蔣介石，美國答應派第七艦隊防守台灣，不過〈中美防禦條約〉形同是把台灣當成保護國，固然防守中共侵台，但也對蔣所稱「反攻大陸」下禁止令。到 1954 年的〈聯合公報〉把金馬列入防守線。美國對台政策就完全定調。從彼時到此時，基本上沒有改變。
美國縱容蔣政權一黨專政，但處處壓迫蔣政權走向民主。只要看過去二十多年，美國如何想利用經濟力量迫使中國走向民主，這個手法使用在台灣完全成功。所以有說台灣是美國民主化外交政策的模範生。
圖片翻攝自：https://en.wikipedia.org/wiki/Dean_Rusk
（三）經濟的起飛。先看一個簡單的統計數字：台幣與美元的匯率，從 1985 年的 40：1，一路攀昇到一九九二年的 24․52：1。1987 年的外匯存底高達 767 億美元，僅次於日本。從 1985 年到 1990 年，5 年間，台灣股市大漲 20 倍、房地產大漲 10 倍，從而構築了「台灣奇蹟」或「台灣經驗」的佳話。小公司老闆拿著「〇〇七」提箱全球「跑」，重要的是，台灣中小業萌芽，在經濟力上打破了國民黨與大企業間聯手的經濟壟斷，培植了民主萌發的土壤。
其他還有西化、教育等等因素。不必細數。
我要提出最緊要與最關鍵的因子，用邏輯語言說就是必要條件，即台灣人與大陸人/外省人/中國人在人數比上的懸殊。這種 85：15 的懸殊比例的結構，是衝破蔣政權獨裁、專制的利器。試想，黨政軍特及行政、立法包括地方政權操在一人、一黨之下，台灣人民老實說沒有一點抗爭的武器。中國歷史上的權力更易，靠的是武力、革命，毛澤東說過老子手上沒有八千隻槍，與蔣介石有什麼談判的空間！？
台灣人一方面深知民主的可貴，另一方面，無論有意識還是無意識的知道，只有靠民主、靠選票，從而建構台灣意識、台灣人團結，才能打倒國民黨，所謂「台灣人出頭天」、「四百年來第一戰」是贏得選票的保證，要推倒一黨專政、一人獨裁，也只有靠民主、靠台灣人的同仇敵愾，才能在民主選舉中勝出；有人用「民粹」當負面名詞，作為不滿的標籤使用，反正也嘛通。這一個過程與轉變，下面主要以雷震當主軸來看反對黨運動在台灣推動的過程，從而展現民主如何從想像走向現實。這是歷史性的解讀，在歷史脈絡中才看到原委。
「古典民主理論」v.「另一種民主理論」
這裡先提出一個理論，做為我以下論述的證明。我不是說台灣人追求民主是有這個理論在背後驅動，就像共產主義的階級鬥爭論一樣。但是台灣的民主化剛好就是此一民主理論證成的模式。
這個民主理論是 1942 年經濟學家熊彼得（Joseph A. Schumpeter）創發的「另一種民主理論」，他的理論基礎建立在下述的事實上：民主政治最主要的程序是人民經由競爭性的選舉來挑出領袖。熊彼得這一個重要的規範破除了「古典民主理論」的高懸理念而與現實搭不上邊的空泛理論。
「古典民主理論」也可以用下面定義來表述：民主就是為現實的共同福祗作出政治決定的制度安排。只要比對這兩說，就可以看到兩者的截然不同。古典理論出於十八世紀的哲學，強調的是「共同福祗」，也就是透過人民的「共同意志」（來源）和「公益」（目的）來界定民主。
熊彼得的理論則是就現實論民主：「藉由參選人的激烈競逐獲取人民的選票，贏得政治權力。」古典民主理論賦予民主一種「理想」，熊彼得則把民主拉到「現實」；一種是理性的、烏托邦的和理想主義的，另一種經驗的、描述的、制度的和程序的民主概念。先解釋一下，下面還會談到。
這裡所說的「古典民主理論」，就是胡適這些自由主義者遵奉十八世紀哲學下的民主理論。其實到二十世紀，種種現實發生的可怕事件以及各類新的思想方法，已衝擊舊有的思想。誠如 T. W, Weldon 所諷刺的說法：政治哲學「很少談論實際政治制度，但論述一些鬼影子似的或抽象的存在，諸如國家、個體、社會、一般意志、共同的善等等。」熊彼得民主理論的複雜性，在這裡不能詳述，可以在他的著作《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中看到。這個諍論到 1970 年有了定論，熊彼得贏了，許多重量級的政治、民主理論家都奉為圭臬，如 Robert Alan Dahl 說「沒有競爭性的政黨不是民主國家。」（見氏著 ”How Democratic Is the American Constitution”）、Samuel P. Huntington 更是鼓吹熊彼得理論不遺餘力。
圖片翻攝自：https://gpi.culture.tw/news/9798
五四的時陳獨秀、胡適等推出兩個大菩薩「德先生」與「賽先生」。陳獨秀在《新青年》中表示：「只有認定這兩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國政治上、道德上、學術上、思考上的一切黑暗。」所以「德先生」是鑲著神聖道德金邊來救古中國老命的菩薩。
既然是救苦救難的菩薩，供起來膜拜也屬事之必然，「民主」旣是高高供起膜拜的菩薩，雖不能致，心嚮往之。民國初年，據張玉法研究，政黨達數以百計；政黨一直不絕如縷，但不能透過民主制度，爭取政權，更不可能進行全民普選的草根活動。從袁世凱到蔣介石到毛澤東，叫做史蹟斑斑。
我的論述只放在 1949 年後的台灣。台灣為什麼會產生民主？尤其有人特別提出都是所謂「華人」社會，台灣為什麼獨獨產生民主，結論是，誰說華人文化蘊育不出民主？以作為中國也會民主化的憑證。中國產生不了民主，這是擺在眼前的事實。
先引實例來證實。1919 年八月，梁啟超朋友時任《國民公報》編輯的藍志先（公武）回應胡適〈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中有一段話，這段話是回答胡適「問題與主義」的提問，卻一針見血描繪出中國歷來沒有民主的事實，他說：「專制君主的毒害，在中國行了幾千年，並沒有人覺得不合理，沒有拿來成一個問題。」也就是說，中國人民幾千年來生活在專制君主橫行下卻不覺得有不合法、不合理、不舒服的地方。身處專制極權卻連合不合理的質疑都沒有，難怪幾千年的專制能夠理所當然的承襲下去。
再看一條資料。1947、1948 年之際，社會學家費孝通在〈論紳士〉中說：「中國到現在還沒有找出一個奪爭政權的和平方式。……。政權成了『成則為王、敗則為寇』的奪寶。……在傳統中國祇有『取而代之』的故事，流的是人民的血，得到寶座的卻是少數幸運的流氓，……。」（收入《皇權與紳權〉，「觀察社」，1948 年 12 月初版）
圖／擷取自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
理論上指出問題的是哈佛學者史華慈（Benjamin I. Schwatz），他質問說：「為什麼中國儒生千百年來受苦於這個毫無權力限制的結構下，卻從沒有好好思考要挑戰這個舊結構？或提出另一種替代品？」所謂「舊結構」，史華慈用「深層結構」來表示，他認為在社會最頂層有一「神聖的位置」，而且這一個位置的重要性遠超過佔據那個位置的人，皇位比皇帝此人重要，那就是皇位、皇權，也就是如藍先志所說，中國人民用合理眼光接受並毫無反抗的那「神聖的位置」。
史華慈的這篇文章是在一個會議中宣讀的，有人直接挑戰他的理論，史華慈反問說：你能舉出中國有史以來有哪一天行使民主過？事實勝於強辯。中國永遠「天無二日」，從沒有「另一種權力制度」。
近代可能有的一次民主機會，那就是袁世凱依〈臨時約法〉召開國會，國民黨以宋教仁為中心，決心推動議會政治，走向內閣制，取消總統大權獨攬。選舉結果國民黨大勝，拿下參、眾兩院半數席次，由國會多數組閣，宋教仁可以出任國務總理；一旦成真，權力將從總統袁世凱手上轉到國會 。
如果宋教仁沒有被刺殺，中國將取消史華慈所說的「神聖一人」的「位置」。當年會不會因此開出民主？沒有人敢說，但至少看到了一扇民主之窗。宋教仁在國會開議前十天左右在上海搭火車北上，結果被刺身亡。到底誰殺了宋教仁？眾說紛紜，黃興挽宋教仁聯：「前年殺吳祿貞、去年殺張振武，今年又殺宋教仁，你說是應桂馨（黑幫老大，涉嫌兇手，與陳其美關係密切），他說是洪述祖，（國務院秘書；沈雲龍有〈刺殺宋教仁案的要犯洪述祖〉一文）我說確是袁世凱。」
我想起余英時回憶一九四六年國民黨特務在昆明暗殺聞一多、李公樸後有人寫的對聯：「天下是老子打來，誰教你開口民主、閉口民主；江山由本黨坐定，且看我一槍殺人、兩槍殺人」中國歷史永遠在篡位、暗殺、征伐中輪迴；蔣介石是失敗的毛澤東，毛澤東是成功的蔣介石，如此而已。至於民主，門都沒有。
中國是封建王朝，梁啟超說：「二十四史是ㄧ人一家的譜錄」，固然不合史實，但傳神。遠的不說，滿清政權結束，北洋軍閥與南方軍閥（劉文典說蔣介石是軍閥）混戰，民國時代是蔣皇帝， 1949 年共產黨席捲中國，毛皇帝取代蔣皇帝，毛皇帝駕崩到席皇帝，哪有民主一天？民國時代以胡適、陳獨秀為首的《新青年》高唱「民主科學」最努力，但只淪為口說。共產黨逐退蔣介石，1949 年知識階層及企業家等面臨共產黨建立政權後有一個存亡的大抉擇，是值得探究的歷史課題，宏觀及微觀研究的文章很多，龍應台出版過《一九四九 大江大海》的書，完全用國民黨史觀敘述，歷史事實其實是「一九四九，逃江逃海」。
插一段話，隨蔣介石到台灣來的類別中，特務傾巢湧到台灣一隅，他們是中共黑名單中的首要之惡，李敖說：「北京被解放，除了有槍在手的高級國特如調查局長張慶恩等人之外，誰也搭不上飛機。」雷震說，台灣有 12 萬特務、吳國楨說有 13 萬。蔣經國能夠當特務頭子，手下有一批特務群，撐起蔣王朝，這批爪牙不是憑空出來的。我當年在媒體工作的同事中，出於特務家庭的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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