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恒煒

一九四九年後逃亡台灣的知識分子不是出身五四時代如胡適，就是自稱「後五四時代」知識分子如殷海光，都殷殷以民主為鵠的。理論層次看，最終捨棄鑲金邊不切實際的「古典民主理論」，走向熊彼得強調的「另一種民主理論」，是「民主典範」的轉移，透過選舉追求選票極大化，喊出「台灣人出頭天」或「四百年來第一戰」，正是熊彼得理論的實踐。

一九四九年當然是大斷裂，自由主義者及強硬反共的如胡適、傅斯年這樣學術領袖人物，非走不可。傅斯年有一封寫給胡適的信：「我們與中共必成勢不兩立之勢，自玄學至人生觀、自理想至現實，無一同者……。」就是強烈的宣言。弔詭的是，蔣介石最倚重的「總統侍從室」主任長陳布雷（陳師孟祖父）的女兒投奔延安，胡適的小兒子不願隨父母飛離北京，要迎接新中國。傅斯年的一位侄子，過去對這位叔叔奉命唯謹，後來卻去信痛詆傅斯年支持蔣介石、華北剿匪總司令傅作義的女兒早加入地下黨員。大斷裂下的悲劇牽扯的不只是一國、一黨還有一家。無論如何，胡適是自由主義的象徵及代言人，在台灣甚至美國都有舉足輕重的力量。台灣可能是中國自由主義的最後堡壘，要說台灣民主化，也可說從此發皇，下面再談。

我的論題是〈台灣的民主跌蕩與族群糾葛〉，我特別點出族群問題在台灣民主化過程所起的支配性作用。當然，構成民主化成因很多，絕不是單一條件可以達成，有關民主理論與民主發展，研究、書寫、文獻很多，是一門顯學；台灣能進入所謂「第三波民主」之列，（杭亭頓，《第三波────二十世紀末的民主化浪潮》）當然是正面表列。台灣之所以能民主化可以提出各種外在與內在的因素。換句話說，民主化是各種要件的集合體。台灣能夠走上民主，自有不同驅力，但族群力量則是萬事俱備下的東風。族群在台灣民主化的獨特作用，至少在我閱讀過程中乏人書寫；當然也可能歸咎於我涉獵不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