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的大逃亡下的政治反思
1949 年當然是大斷裂，自由主義者及強硬反共的如胡適、傅斯年這樣學術領袖人物，非走不可。傅斯年有一封寫給胡適的信：「我們與中共必成勢不兩立之勢，自玄學至人生觀、自理想至現實，無一同者……。」就是強烈的宣言。弔詭的是，蔣介石最倚重的「總統侍從室」主任長陳布雷（陳師孟祖父）的女兒投奔延安，胡適的小兒子不願隨父母飛離北京，要迎接新中國。
傅斯年的一位侄子，過去對這位叔叔奉命唯謹，後來卻去信痛詆傅斯年支持蔣介石、華北剿匪總司令傅作義的女兒早加入地下黨員。大斷裂下的悲劇牽扯的不只是一國、一黨還有一家。無論如何，胡適是自由主義的象徵及代言人，在台灣甚至美國都有舉足輕重的力量。台灣可能是中國自由主義的最後堡壘，要說台灣民主化，也可說從此發皇，下面再談。
逃避共產中國的主要有三個地點：台灣、香港、美國；到美國的要有特別關係。有人說：「第一流人才逃美國，第二流人才逃香港、第三流人才逃臺灣。」（見《雷震日記》）當然是有些 cynical，姑且當一種說法。逃到香港的黨政要員及有錢商人既不滿台灣蔣介石政權，又排拒共產黨，有人打算組建一個「新國民黨」，後來成立「自由民主大同盟」，也就是所謂「第三勢力」，背後有美國支持。美國支持「第三勢力」的目的何在？老實說沒有確鑿的證據與答案。
所可知的，美方（首先）接觸出任過陸軍總司令的張發奎，爭取他到中國組遊擊隊，張發奎認為沒機會了，於是在港發展了組織；在美方支援下，青年黨的謝澄平一度於沖繩建立遊擊隊基地，聚集了一批人才，後來都回香港；有的也成為《自由中國》筆陣一員。「美新處」、「亞洲基金會」等資助成立文化事業，出版期刊與書籍，如雜誌《祖國周刊》、《自由陣線》、出版社「友聯」等。
殷海光的政論文集，就是由「友聯」出版的。胡適很看不起香港「第三勢力」說：「香港的『第三勢力』只能在國務院的小鬼手裡討一把『小米』（chicken feed）吃吃罷了，這種發小米的『小鬼』毫無力量，不能做什麼事，也不能影響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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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比較重要的是當年駐聯合國首席代表蔣廷黻要籌組「中國自由黨」。江勇振寫《蔣廷黻》傳記，透過蔣日記還原蔣廷黻組黨的發起與構想。共黨革命成功而美國又不願坐視蔣介石繼續在台灣專權，在此青黃不接、似斷似續的詭譎政局下，美國大使顧維鈞也好、聯合國首席代表蔣廷黻也好，都有意組建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政治團體，目的在博取美方支持，胡適成為各方首選的領袖。
當時美國國務卿魯斯克就密會胡適，要他取代蔣介石出任總統，胡適說儘管他知道有蔣介石美方不會支持台灣，但強調蔣是不可取代的，而且自己雖有聲望，卻毫無權力基礎。蔣廷黻真的認為可以取代蔣介石政權成為執政黨。胡適完全支持蔣介石，當然不會贊成組織任何政治團體。
蔣廷黻組黨原寄望美方，宗旨揭出「自由人民的自由意志應為中國政府一切權力的源泉」，完全透顯承襲十八世紀古典哲學思想，重要的是，沒有一字提到手段、方式，沒有談及選舉、民主程序。蔣廷黻 1951 年 3 月 13 日返國述職前，胡適勸他回台後對組黨事打馬虎眼呼攏過去。
蔣介石知不知道蔣廷黻組黨？根據整理雷震日記並加註解的傅正說，胡適透過秘書長王世杰將蔣廷黻組黨事「轉呈」蔣介石，並為之緩頰。胡適的說法很聰明，他說蔣廷黻組黨目的在支援「中國合法的聯大代表團」，那是蔣政權的命脈之一，胡適攻其必備，如此就取消了蔣介石的猜忌。
蔣廷黻的組黨固然春夢了無痕了，但卻透顯「古典自由主義者」對民主的理想方式，這種心態、想像與模式正足以描繪雷震／《自由中國》當初的用心。蔣廷黻失敗的組黨夢，成為雷震想像「民主」模型或說刺激雷震組黨意願的萌芽。
《自由中國》創刊後的第四、五兩期（第二卷第一期、第二期，1950 年 1 月 1 日、15 日）刊出蔣廷黻的〈中國自由黨黨綱〉；雷震藉蔣廷黻酒坏澆自己的塊壘。1951 年 4 月 8 日，蔣廷黻日記記載，雷震找他談組黨事，「《自由中國》主編來談組新黨的可能性，他比我還有興趣。」
雷震、胡適與《自由中國》
以下我們用「古典自由主義」下的「民主」與熊彼得「另一種民主理論」當分野，敍述雷震政治思路的改變：變化的時間很長，大約費了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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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中國》的宗旨出於胡適手筆，當年籌辦雜誌時，國民黨還有半壁江山，胡適說長江古來是天塹，共產黨沒有海軍、空軍很難過江，他認為國共可以劃江而治。但共產黨用金條收買顧祝同手下手守將的將領，不費一兵一卒，輕易渡江；難怪周恩來說用金條收買比用槍砲打國民黨容易。
在這種存亡續絕情勢下，胡適寫的宗旨目的在為守住長江以南的人心士氣，讀者對象設定在中國不是台灣；重點有四：一個是宣傳：宣傳自由、民主的真實價值；第二是督促：督促政府確實改革政治經濟；第三是防共：不讓極權政治擴張；第四，解救同胞。簡單說完全沒有提到民主進程。雜誌取名《自由中國》，也是胡適決定，師法法國戴高樂對抗納粹的「自由法國」。
雷震當年的大前提是擁護蔣介石，胡適不必說了。1950 年殷海光著文批評蔣介石，雷震退回不發，表示：現在還需要他；然而組「反對黨」的理念沒有斷絕。現在再用「中國自由黨」來看胡適、雷震的反對黨理念，如出一轍。
「中國自由黨」的宗旨強調：人民的「自由意志」應為「一切權力的源泉」，這就是承襲古典自由主義哲學而來，這也是胡適、雷震早期組黨脫不了古典民主理念的憑據；此外，蔣廷黻在接受《紐約時報》的專訪表示：「這個新的政黨不會跟國民黨────國民政府是佔軍政地位的政黨───有衝突。」
其實這也是胡適答應接受蔣廷黻出任「自由黨」主席的兩個必要條件：其一，決定自由黨什麼時候參加政府；其二：「如果自由黨決定參加政府，再決定他〔胡適〕所將扮演的角色」，蔣廷黻也表示欣然接受。這顯示「反對黨」要在蔣允許下組成，且不會取代國民黨執政。所以「人民自由意志」是「自由黨」權力來源，「參加政府」是「自由黨」的條件，前提是反共不反蔣。
了解了這兩個原則，就充分看到胡適、雷震組黨的限制所在；他們的「迷思」就是誤認成立了反對黨就證成民主，而沒有思考到只有經過競選、產生有力的政黨後，才有民主可言。這個顯而易見的道理，卻是當年的盲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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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辛苦不尋常
下面排出雷震、胡適的反對黨論述；有四個階段可說。
（一）第一種取徑／階段：得到國民黨的承認與容忍
█雷震在1950 年 4 月 1 日發表首篇論反對黨的文章〈反對黨之自由及如何確保〉，將反對黨的存在寄望於「政府黨的承認與容忍」上。
█ 1954 年 3 月 16 日社論〈行憲與民主〉表示，在野黨派能夠正常發展，「不必在短期間內取代執政黨的地位，……總可以使執政黨有所警惕。」另外邱昌渭、蔣勻田皆持同樣意見、皆有同樣聲明。換言之，在野黨與執政黨之間不會有緊張關係。
█ 1954 年 4 月 1 日《自由中國》社論〈慶祝蔣總統當選連任〉，在「政治方面」表示：「政黨條件如不充分具備，很難將民主憲政納入正軌。」「培植有力的反對黨，……是值得蔣總統靜心考慮的。」請注意「培養」二字。
█ 1954 年 11 月 16 日，《自由中國》由雷震執筆發表的〈我們五年來工作重點〉表示：「希望出現有力的反對黨」，「今日中國的政黨，除國民黨之外，尚有民社、青年兩黨，在形式上可謂多黨政治之條件已具備，無如民青兩黨沒有牽制的力量，不能發生反對黨及實際政治的作用和影響。
民青兩黨之無力量，除兩黨自身應負責任外，執政的國民黨亦應負相當的責任，……就是沒有盡到培植之責，給予反對黨以滋生發育的機會。……至於有力的反對黨應如何產生，或由現在的國民黨分化而成，或由在野黨聯合組織，或以新的黨派出現」，「希望政府黨對於反對黨的產生和成長要加意培植……。」
█ 1956 年 10 月《自由中國》社論〈壽總統蔣公〉：「我們今天可以採取兩種方式奠定政黨政治的基礎：第一是可以由執政黨來扶持反對黨，第二是在執政黨內部來扶持反對黨。」
（二）第二種取徑／階段：胡適提出國民黨分化為二。
█ 1932 年，「九一八」事變後，胡適在《獨立評論》籌辦會議中討論到「政權」分配問題時，得到三結論：一、應取消「黨內無派」，使國民黨自己分化成政黨；二、應取消「黨內無黨」，使國民黨以外有政黨發生；三、國民黨此時的專政，是事實上不能避免的。胡適是自由主義者，一生追求「反對黨」，視為是無上命令，但擺脫不了古典主義的束縛。
█ 1948 年 4 月 8 日晚上胡適受蔣介石之邀到官邸晚飯，別無客人。蔣再三要他組織政黨，胡適說「他不配組織政黨。」向他建議：「國民黨最好分化為兩三個政黨。」（日記)
█ 1951 年 5 月 31 日，胡適寫長信給蔣介石，依胡日記所記，正事談完，「最後我勸他想想，國民黨自由分化，分成幾個獨立的新政黨，而第一要件為蔣先生辭去國民黨總裁。」「第一要件」是否胡適如信中直言不諱？還是心中所想而未筆之於書？難說，這種當面想說而沒說，卻把沒說的話記於日記中，胡適是有前例的。
█ 1952 年 9 月，胡適寫長信給蔣介石，表示「民主政治必須建立在多個政黨並立的基礎之上」，建議之一是「國民黨可以自由分化，成為獨立的幾個黨」。
█ 1954 年 2 月 24 日，胡適應陳誠邀晚宴談兩事：一、請國民黨分為二黨；二、以後不要隨便捕人。
█ 將國民黨「一分為二」，蔣介石明確表態拒絕。吳國楨任省主席時即「強力主張允許成立反對黨，為了鼓勵起見，或至少像土耳其般，將官方政黨一分為二。委員長（按，指蔣介石）並不同意。」
█ 1958 年 5 月 27 日，胡適在《自由中國》社發表講演〈從爭取言論自由談到反對黨〉：首先他「認為最好不要用『反對黨』這個名詞，……現在可否讓教育界、青年、知識分子出來組織一個不希望取得政權的『在野黨』……如能從這個新的方向走，組織一個以知識分子為基礎的新政黨，……也許五年十年都在野也無妨。」胡適說他告訴中國國民黨的領袖和國民黨內的朋友說：「你們內部可以自由分化，分為兩個或三個黨。……今天我的大少爺執政，明天我的二小姐執政，結果都是自家人，這不是很好的事情嗎？」
（三）第三種取徑／階段：民社黨與青年黨掙脫「友黨」羈絆走向大團結
█ 1954 年 4 月 2 日雷震日記：《自由人》聚餐，大家認為「國民黨分為二黨不可能。」4 月 9 日又記與青年黨約餐，雷震強調：「民主政治就是議會政治，亦即政黨政治，我贊成有一個有力的反對黨。」又說：「反對黨……是與政府競賽。我為這個目標願意促成青年黨團結。」又說：「我對友黨一詞不了解」云云，其實是暗譏民社、青年兩黨甘做友黨；至少雷震已體認到「尾巴黨」承擔不起反對黨的責任。國民黨秘書長張厲生早反駁分化說，表示：中國與國民黨是一而二，二而一；也就是說國民黨不容分化。
█雷震全力推動反對黨， 放棄寄望於國民黨的容忍。1955 年 11 月 4 日張群要求雷震出面調停青年黨內的紛爭，雷震轉而希望「今後走上政黨政治之途，〔在國家〕以後要有強大反對黨，先希望青年黨自己團結，然後民社黨亦可團結，再來一個大團結。」（1955 年 11 月 29 日日記）
█ 1956 年 10 月 31 日《自由中國》〈給讀者的報告〉，要求國民黨「全力扶植有力反對黨」；同時給胡適寫信給胡適，請他出來領導：「可把民社、青年兩黨分子合起來，加入國民黨一小半及社會上無黨無派者，成立國民黨以外一個大黨。」雷震是兩條線運作，一邊整合兩黨，一邊請胡適出山。12 月 1 日的雜誌發表社論〈對民青兩黨的期望〉：期望執政黨能容忍反對黨的存在；期望呼籲民、青兩黨學步日本，社會黨與保守兩黨「合併」，從而團結以發揮反對黨的功能。
█ 1957 年 8 月 2 日雷震到東海大學拜訪張佛泉，開門見山說：「我們認為中國政治如欲使其走上民主政治的道路，必須有一個有力的反對黨，為今之計，最好在國民黨以外，聯合在野人士（無黨派人士、民青兩黨人士）及國民黨一部分開明份子組成，目前絕對不能執政，只要有監督力量，批評政治，使其實行民主政治，實行法治。」並說：「已與胡先生接洽過，雖無確實覆信，據胡秋原他似贊成此事，也願意出來領導。……」但 8月 20 日開編輯會議，大家認為雷震和民青兩黨太接近，對《自由中國》不利，如果要組黨，「也不能以兩黨為基礎，因為兩黨聲譽太壞，……。」
（四） 第四種取徑／階段：與台灣人合作組黨
雷震認為胡適岀不出來領導，攸關組黨的成敗，連寫了幾封信「逼宮」：「必須有一個反對黨……勢非逼上先生走上這一條路不可。」（1956 年 11 月 4 號）再一周表示「我們既已提出『反對黨』的口號，就應該朝這方面去工作。」「今日中國的出路，只有一條，成立反對黨，……能否成功，則繫先生之肯犧牲否？」（11 月 13 日）現在留下的資料，沒有看到胡適的回答。
靠國民黨「扶植」反對黨之路已斷；合併社民、青年黨。雷震過世後傅正整理他的日記，在雷震 1956 年 4 月 23 日日記：「今天青年黨已團結，希望民社黨亦團結，再進而來一個大團結，以造成國民黨以外之一大政黨局面。」傅正下註說，民青合「終於胎死腹中」。民社與青年兩黨旣合作失敗，只剩聯手台灣人之一途，峰迴路轉開出新的途徑，從而走出「外省人」的藩籬。
首先，1957 年是一個關鍵年，輿論風向變了。是年開始《自由中國》公開宣導反對黨，2 月 1 日先有牟力非、4 月 1 日復有朱伴耘文章，都表示反對黨不再能仰賴國民黨當局的扶植，也不能乞憐政府容忍，努力促成實現的時候到了。與朱伴耘同期刊出由傅正執筆的社論，檢討了第三屆補選省議員及縣市長選舉，除了抨擊國民黨選舉不公外，最重要的結論是：「在野黨及無黨無派人士，實在該面對現實政治環境，進行大團結……，結成一個強大的反對黨組織。」
這是《自由中國》首次談選舉，也是首次以選舉觀點、現實政治環境提出「大團結」的另一種可能。傅正說：《自由中國》後來跟地方選舉有進一步的關係，乃至發展為「中國民主黨」的組黨民主運動，主要從這個時候開始。4 月 5 日雷震與民社、青年兩黨等人士談選舉問題；選舉遂進入討論的議程。1956 年 5 月 20 日雷震到胡適處報告胡秋原、程滄波的談話：「大家認為胡先生如出來組黨，可以把台灣匡入，省得流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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