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8 紀念日即將到來，台灣社會仍將有許多對於白色恐怖議題的激烈討論。有關 228 紀念日或白色恐怖等議題，常被人質疑的是：「過去的事情為什麼不讓他過去？」尤有甚者還質疑：「白恐與 228 事件，根本就是泛綠陣營的政治提款機！」
為什麼時至今日我們還仍舊抓住白恐的歷史不放，或許日籍作家村上春樹在小說 1Q84 第 1 卷的說法可供我們參考：「我們的記憶，是由個人記憶和集體記憶加在一起構成的，這兩者緊密地糾纏在一起。而歷史就是集體記憶，一旦它被剝奪，或者被改寫，我們就無法繼續維持正當的人格。」
（圖／總統府提供）
之所以我們必須設立國定紀念日、必須每一年都有的紀念活動、必須每一年都要求政府代表致歉，這種反覆提醒，看似傷口上撒鹽的動作，每一年都必須要做，乃是因為過去的歷史若被遺忘，是一種人格抹殺。那些曾經遭受過不幸遭遇的人，一旦被我們遺忘，那他們將不再存在於這個世界上，他們所曾經遭受的苦難，對於後世台灣人也就不再具備意義，我們也將輕忽白色恐怖與戒嚴體制對於台灣社會造成的巨大影響。
我們必須記取教訓，不能夠再讓同樣的慘劇發生，為了達成這個目的，宜深刻理解過去的白恐歷史如何滲入台灣的社會與台灣人的心中。
最近，國家人權館與春山合作出版選集，由胡淑雯與童偉格兩位小說家主編，從近兩百本作品中，選出三十位作者。這套選集包含四卷不同主題，在閱讀文學作品的同時，可以一併深入瞭解白色恐怖與戒嚴體制如何深入影響台灣的各個層面。
（圖／網站截圖）
這套選集共有四卷，四卷的排列順序也有其意義，在各卷的主題下，這些作品彼此呼應、互為表裡，另外出版社也製作「作品大事記」，讓讀者透由所有作品的編年時間，看出歷史與文學的對應關係。
以下是本書編者胡淑雯的導讀全文：
傷殘的身體或許可以靠義肢幫忙，但是，精神是無法裝義肢的。然而，傷殘的歷史或許可以靠小說幫忙，小說是精神的義肢。
對某些政治犯來說，重返社會的一刻人生已經太晚，在「陌生的至親」間無可挽回地過著淡漠的家庭生活，時間讓人變得馴良，肉體再也無法負重，卻依舊匍匐在理想的悲願中。《讓過去成為此刻》第二卷開篇，我們走入了政治犯的晚年，「為了持續地保護自己，」也為了提出對國政有意義的建言，老人無止無盡地投書，寄信。在無人回應的郵件與回憶中，我們讀到「綠島老先生」曾有的夢想，他如何放棄既得利益，將耕地分給佃農，卻在出獄後返鄉得知，鄉人及其後代如何將務農視為負累，「堅定地待他如同佃農對地主。」他付出的自由沒有換來他人的自由，「他成了一個白髮老公公。」他肯定遭到監視，受迫者敏銳的嗅覺令他懷疑這人是特務，那個人也是，他害怕再次被捕，也不甘就此沈默，無所不在的監控一再阻斷他孤獨的「陳情」事業，直到他發現「敵人」原來近在咫尺。（朱天心，〈從前從前有個浦島太郎〉）
那些曾經的政治犯，後來怎麼了？他們如何記憶？怎樣遺忘？是本卷的核心主題。這涉及威權統治的「記憶管理」：你不可以說。不可言及白色恐怖，也不可言及二二八。人們豎起耳朵聽，卻緊閉著嘴巴。問題是，倘若沒有人說，耳朵要怎麼聽呢？總是有人在說，偷偷地說，以流言，傳說，耳語，種種地下傳播的方式，傾訴著截然不同於官樣敘事的、隱蔽的民間真相。而小說像一把探照燈，領著我們進入傳說的裡面，再裡面。那不是挑戰禁忌那麼簡單，而是思考禁忌，將它拆解，重組，盡可能逼近那「不可說」，將該還的贖還。正如李昂在〈虎姑婆〉中寫下的，「我們的驚恐來自於被教導連親眼看到的事都不能相信，」但「我們知道『它』確實存有。」我們就是知道。
〈虎姑婆〉就是謝雪紅。這篇小說以「三伯父」的魔幻講古，重構了民間對謝雪紅的記憶與虛構，從而偷渡了民間對二二八的記憶，以及其後，關於「匪諜」的種種消息。這三伯父曾短暫入獄，經家人行賄才被釋放，他將自己輾轉聽來的種種官方說法，揉進隱密的民間傳說，給出了一個複雜，立體，百變而充滿肉體感與性能量的革命女性形象。而「那件事」，那件政權不許人們談論的事，「在不能被提及，當然更沒有資料、文字、圖像可見的情況下，以一種更巨大模糊而至無所不在的真實，恆久禁錮在我們周遭。」帶著鮮明的曖昧，化成各種鬼故事，與瘋人的囈語。當土地廟邊拖著四個小孩乞討的婦人，以「匪諜」的身分被捕而謠言紛飛，消失的謝雪紅繼續在小說裡進行她無盡的逃亡，成為一片豐饒的空缺，等待史學與小說的填補，一如「事變」後的地景，那續接而來的白色恐怖，在陳垣三的小說中化為一個彷彿不存在的地方，「浦尾」，寄存著一段彷彿不存在的時間，「浦尾的春天」。
在這篇風格奇異的小說中，有一個很廢的男孩，虛戀著一個同樣很廢的、阿姨年紀的女人，在荒村般百無聊賴的時光中，暫時停擺的廢工寮裡，談著某種廢到不算戀愛的戀愛。小說裡的人物個個有著不清不楚的過去。女人有過一個男人，但那個男人不知怎地消失了，男孩聽說後來有個「便衣」追求過她，而她最終嫁給了管區警察，這警察最終當上了市長。工頭以前是個老師，或許還當過校長，不懂他為何困在這裡。女人的父親混著地方派系，跟「當局」有著無法言明的默契。而那個春天不驚不擾地，在等待復工的「作廢」時間裡緩緩流過，直到工地掘出了一堆人骨，有彈痕的人骨。在陳垣三慵懶幽默的語言底下，我們閃進了一個彷彿大屠殺之後，時間卡住了的墳場地景。之後，我們才得知工頭曾經入獄，並且在人骨出土後再次被捕，一串工人受到牽連。而女人之嫁給管區，是為了尋求庇護嗎？女人過去的男人與工頭有什麼關係？我們都不清楚。這是一篇神祕的小說，神祕於白色恐怖的神祕。
神祕的人骨。神祕的人血。人血在早春的寒流中，化為「圳上的血凍」。楊照在這篇小說中，以大學生的視角，帶我們重返祖輩的「大正浪漫」。這是一篇注青春於革命的純愛小說。純愛的是「阿舍仔」，身為浪漫愛情的受害者，他四處浪蕩，墮落，報復他婚前出軌的妻，不斷重覆著「自責的循環」。妻子在一樁由墳墓遷葬而引致的「鬼的騷動叛亂」裡，死於一件超現實的意外，喪妻後，阿舍投入了反日的鬥爭，前前後後被抓去關了好幾個「二十九天」。阿舍在政治運動中愛上了「博子」，為了守住博子的忠貞，亦步亦趨投入了博子關心的事，因為她「不是那種會乖乖被關在家裡的女人」。純愛的也是博子，她在內心耍賴地告訴自己，「是啊，我是個有可能會放蕩的女人啊，你得一直看管著我喔……」純愛的還有敘事少年的祖父，他每見到博子，內心就「有些什麼在蠢」，而博子是祖父一生所遇「最危險的女人」，她是一個共產黨員。
什麼是共產黨？什麼是共產黨員？藍博洲半生的書寫，都在回答這個問題。在楊照筆下，亡者在生者的夢中歸返，化為一隊隊「沒有身體的傷口」。生者昭告子孫，絕對不准觸碰政治，卻暗暗銘記，留待解嚴以後滔滔述說。生者對政治暴力的敘述衝動，本身，就是最微小的抵抗行動。政權知道這一點，所以恐懼。在言論禁制下，藍博洲早早就孜孜不倦於追索「在臺地下黨」的身世，以口述歷史為職志，抵抗遺忘。小說《臺北戀人》貼著史料，以扎實的細節，第一手報導的形式，還原了「四六事件」及一九四九年的抗爭現場。當時的大學生怎麼搞運動？怎麼做組織？如何在宿舍抵禦軍隊攻堅，以「無辜」掩護「非法」？校長怎麼與高層談判？人如何躲藏？怎麼被抓？怎麼出逃？隔著七十幾年的時差，重返這些細節，只感覺與當代的強烈共振。
就在「四六事件」的下一個月，國民黨宣布戒嚴，大逮捕開始了。地下黨組織在五○年代被殲滅，六○，七○之後，潛伏者逐漸被肅清，槍決案減少了，但白色恐怖並未消退，政權對挑戰者的打擊，甚至延伸到解嚴以後，包括一九八九年自焚的鄭南榕與詹益樺，與一九九一年的獨臺會案。黃凡筆下的「賴索」，是在荒蕪的六○年代出獄的。小說時間啟動於一九七六年，「這一天對混亂如常的世局並不重要，」然而這一天，對賴索而言，正是「一連串錯亂、迷失、在時間中橫衝直撞的開始。」因為，當年逃亡的「組織上級」韓先生從日本回來了，經過二十多年的流亡，韓先生重歸「自由祖國」的懷抱，即將上電視接受專訪。小說領著我們走過賴索的青春，家庭，與婚姻，直到莫名其妙的中年，他成為一個體重四十六公斤，「內在力量消失殆盡」，在果醬工廠上班，一個「矮小、生動、黑色的背影」。他要去電視臺找韓先生，向他討個說法。
一個人被捕多寂寞。在《臺北戀人》裡，年輕人這樣豪氣地說。二十一歲時，賴索也曾在軍事審判官面前，「表演了一次男子氣概，」卻在刑期中變成一個打小報告的人，並且學會了，再也不要崇拜任何活著的人。於今，他潛入韓先生的錄影現場，賊也似的，被工作人員問東問西驅趕著，但他不是來這裡回答別人的問題的，他是來提出問題的，卻在人生中這歷史的一刻，發現，「自己什麼也沒有準備好」。韓先生之「轉向」，與賴索的困頓，令人感到悲傷的，並不是理想的傾頹，比此更一無所獲的是，他們甚至連可以失去的理想都沒有。而賴索的虛無，並非源自無知，或膚淺的犬儒，而是小人物無從掌握個體命運，也無從辨別歷史趨向的無力感。這與東年筆下那種略帶沈鬱的虛無並不相同。
《去年冬天》這部中篇，寫的是七○年代出獄的政治犯，在當上父親迎接新生的時刻，遭逢美麗島事件。小說男主角「王戎」自政治撤退的傾向，優雅地，並未轉向保守主義，也沒有落入輕挑的犬儒，而比較接近於，對政治行動深思熟慮的懷疑。無從掌握也無意掌握政治權力的人，出獄時並無喜悅，反倒感覺，「自己好像上臺替別人演了一齣戲，下了戲退場時，並沒有什麼掌聲在迎接他。」而女主角陳琳瑯，那個原本拒斥政治的少女，反而在步入中年以後，從現實主義轉向精神上的激進派。整部小說就挨著這樣的張力，一路走向悲劇。黃凡的〈賴索〉，在美麗島事件爆發前夕，得到一九七九年的時報小說首獎，這樣的題材在當時可說罕見而創新。東年的《去年冬天》完成於美麗島事件後的一九八○年春天，卻因為新聞局的禁令，無法發表。敗者的輕聲細語，與創傷者年邁的癲狂，由小說收容起來，等待未來的讀者。
時間是老人，但遲到的青年會趕上來，以當代的想像力，活潑地，還歷史以青春。於是二○一七年，我們迎來了黃崇凱的〈狄克森片語〉。小說起於一個提問：臺灣高中生必讀的英語參考書《狄克森片語》與《新英文法》到底是誰寫的？前者出自一個由古巴移民美國的混血女性瑪利亞，後者出自綠島與泰源監獄的政治犯柯旗化，兩個人皆以外國人的身分，教外國人學英語。這是一部思考語言之可能性，語言之安頓意義，語言之橫徵暴斂的小說。語言可以拿來拷問、欺瞞、與威嚇，也可以拿來承載思想與義理。語言可以拿來寫信寫卡片，騙孩子「爸爸在美國留學」，語言也可以拿來養家。政治犯在獄中編寫詞條與例句，比如說：假設句，非事實的現在──假如我在獄外，我要買車，帶妳出去玩，重新跟妳談戀愛。讓語言代替自己抵達夢想，以這樣機械化的形式寫作，讓自己存活下來。小說一邊思考語言，一邊解開語言的暴力，也寄望語言的解放，讓詞彙自由四散，「退回到面對世界的原初狀態，語言還不存在，事物還沒有名字，歷史正要開始。」
傷殘的身體或許可以靠義肢幫忙，但是，精神是無法裝義肢的。然而，傷殘的歷史或許可以靠小說幫忙，小說是精神的義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