師大毀了周台英

周台英曾經是個女性足球英雄。

祖籍江西但出生於台中的她，十四歲時被相中，獲選入「中華木蘭隊」，在 1970 年代到 1980 年代初，立下多場戰功。球隊贏球絕對不是只靠一個人，同時期中華木蘭隊有非常多優秀的女性球員，其中也包含台東原住民劉玉珠、貧困眷村出身的黃映雪等人，這些運動員除了都有過人體能之外，也都非常仰賴競技項目保障她們的升學乃至日後求職之路。

「木蘭女將」除了其中少數幾位還能透過網路查詢到在哪裡任教與退休之外，大多已經沒入歷史陳跡之中。似乎沒有人像周台英那樣「幸運」，在透過足球專長保送，自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畢業後，先是於宜寧中學任教，接著繼續前往德國與日本發展。1994 年亞運會後退役，2004 年起擔任台灣師範大學女子足球隊教練，直到 2025 年七月因為不當抽血案件，不僅引起社會關注，被檢察官調查，還遭到足協撤銷周台英教練證，終生禁止參與足球事務。

諷刺的是，這淒慘的悲劇結局原本是有機會可以避免的。2025 年 3 月 5 日監察委員蔡崇義、賴鼎銘針對「抽血受試者招募方式是否合法」、「處理過程是否違反研究倫理」申請自動調查，4 月 10 日台師大校園霸凌調查委員會做出處置建議，當時調查委員會即建議「予以解聘、2 年不得聘任為教師」，移請三級教師評審會審議。然而進行到台師大教評會這一段時，卻顯然沒有把強迫學生抽血當成什麼很嚴重的事，而忽視了調查委員會的結論，僅對周台英處以不予晉薪等行政處分。不僅讓霸凌調查形同虛設，也導致此事件越鬧越大。

教評會一時的護短，竟導致 2024 年才剛剛取得母校「博士學位」的台師大王牌教練被永久撤銷教練證，終生禁止參與賽事，有什麼比這更諷刺的嗎？

為什麼教評會可以徹底無視校園霸凌調查委員會建議？

在世界多數高等教育機構中，「教評會」（或其相似機構，如美國的 Faculty Senate、英國的 Academic Board）都是由校內教師組成的自律審查機制。這類制度的設計原意是保障學術自由、防止行政干預學術專業判斷。

然而，這種設計也內建一個普遍的困境：當需要審查的是自己人，甚至是與自己有共事、共著、權力結盟關係的教師時，系統傾向產生「保守裁決」，以避免破壞彼此的利益網絡。

這當然不是台灣特有，而是一種全球性現象。美國在 MeToo 風潮中，爆出過去曾有多起學術性騷擾案件，即使校內調查報告已明定不當行為，Faculty Senate 仍可能因「資深教授保護文化」而不願解聘。日本也常見「學閥文化」導致教評會偏袒特定研究室與門生，甚至壓制學生申訴，最知名案件如東京醫大操控考試與性別歧視醜聞。

至於德國，儘管制度相對嚴謹，仍有報告指出部分大學在「學術不端調查」中，因教評會與涉案教師有利害關係，導致裁決過程缺乏獨立性。

簡單來說，只要教評制度是由「同儕主導」而非「獨立機關審議」，就有高度風險傾向自保。

台師大教評會的組成，與全台多數大學雷同，由校內教師、院所代表組成。這種制度設計內建的自我保護傾向，使得像是強迫抽血案這麼嚴重的倫理問題，也被一群「師大自己人」輕輕帶過，從而引發了受害者更大的不滿，而導致現在包含周台英指導教授陳忠慶在內的相關學術論文共同發表人都可能涉案被調查。

更讓人感到不解的是，一所原本目的是「培育未來師資」的國立大學，若無法為學生保留最基本的尊嚴與正義，那所謂的「教育專業」還剩下什麼？難道一個「好的」師大學生，就是服從上下關係、服從權威、不要有任何質疑的意思嗎？

與周台英同樣隸屬台師大運動競技系的教授劉錦璋，竟還在受害學生的發文底下嗆她：「整個師大都要跟你道歉嗎？我是必修科運動生物力學的老師，我也要跟你道歉嗎？」劉錦璋似乎認為師大以及周台英以外的師大教授在這件事情中沒有責任，但問題是，師大真的沒有責任嗎？

周台英的博士論文只有72頁，且沒有上傳摘要

撇開台師大教評會確實輕縱周台英，導致全校名譽一起受損之外，更讓人意外的恐怕是台師大對於自己孕育出的校友、長期聘僱的教練，應該受到最大關照跟指導的周台英，取得博士學位的檢視方式卻是驚人的隨便。

周台英於 2024 年 7 月取得博士學位，題目是〈運動科學支援介入對女子足球員預防運動傷害及提升運動表現之影響〉，指導教授為陳忠慶。這份博士論文只有 72 頁，且在碩博士論文網等地方都「完全找不到論文摘要」。

陳忠慶的角色可能遠比周台英還重要。因為，他掌控了周台英是否能取得博士學位，更透過周台英指導女足的教練權威身分不當取得血液，但陳忠慶本應充分告知跟提醒周台英研究倫理的本質，他卻以「那時我出國了」迴避責任。

台師大女足事件涉及的範圍恐怕不只是單一案件，而與整個國科會「精準運動科學研究計畫 2.0」有關。台師大以學校名義取得「建構新世代精準女性足球運動生心理、傷害及表現的智慧感測與衡鑑平台」經費，高達新台幣 2,693.5 萬元。原由台師大體育與運動科學系教授陳忠慶擔任總計畫主持人，並整合為四項子計畫。

目前已知的嚴重問題出現在子計畫三：〈女性足球比賽之運動表現策略〉。該子計畫的主持人即為陳忠慶本人，當時未取得博士學位的周台英可能是以「擔任講師職務滿三年且有相關學術著作發表」等條件列為協同主持人。但周台英既然長期都沒有博士學位，究竟是如何「擔任講師職務滿三年且有相關學術著作發表」？這或許說明了何以會發生女足選手遭長期要求抽血、未充分知情同意、甚至補簽文件等嚴重違反研究倫理等事件，周台英的協同主持人身分需要學術論文來換，而她需要的學術論文顯然「等不及先申請 IRB」。

IRB是什麼？為什麼學術研究需要符合IRB？

IRB（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制度是目前學術期刊必須嚴守的標準，一旦違反後果十分嚴重。

IRB 或與之相應的類似制度的各國都有些微不同，但終極目標殊途同歸。美國自 1974 年通過《國家研究法》（National Research Act），明定所有涉及人類受試者的研究必須經由 IRB 審查。

IRB 強調「知情同意」必須在無脅迫、充分理解的情況下進行，並有明確規範「弱勢群體」（vulnerable populations），包括學生、孕婦、未成年人等。

若研究對象是教師的學生，IRB 特別要求須說明「不參與是否會影響成績」，並設計「獨立第三人」介入募集，以避免權力關係干擾。研究人員不可擔任招募者／抽血者，學術指導者不得直接掌控補助金發放與學生表現評鑑。一旦違反，可能撤銷研究資格，並影響所屬機構後續補助資格。

英國所有涉及人類受試者的研究，需經過 NHS（國民健保系統）或大學內部 REC（Research Ethics Committees） 的審查。特別重視參與者的「心理安全」（psychological safety）與「知情選擇能力」，亦即《赫爾辛基宣言》準則的落實。

對於「具有依賴性或層級關係的研究對象」（如教練對選手、教授對學生），REC 規定不得由利害關係人主導抽樣或施測流程。若研究對象與研究人員存在教練與運動員關係，須提報額外說明「如何避免角色衝突」。若發現「成績」「升學」「資源配置」與研究參與產生掛鉤，將視為重大違規。

德國所有含人體資料的研究計畫皆須交由大學倫理委員會（Ethikkommission）審核，並列入刑法規範。若強迫或誘導參與研究、偽造同意書者，可能觸犯《個資法》與《刑法》，可處罰鍰或刑責。教授不得利用學分、畢業資格作為誘因或壓力工具。所有研究同意書須由具備法學與倫理背景的審查委員核對，並留存證據。

違背研究倫理不是只有抄襲

「研究倫理」這四個字，對台灣社會來說，過去經常只局限於「論文有沒有抄襲」這種非常「學術生產末端」的爭議。事實上，研究倫理的問題是環環相扣的，若在實際的師生關係、尤其是像教練對運動員這種極端不對等的權力場域裡，研究倫理也是關於「學生到底有沒有選擇不被抽血的權利」？

台師大女足「強制抽血案」是一個把學術倫理的「不體面陰溝」丟到眾人眼前給大家看的活生生案例。事件至今已延燒數月，從最初由學生向民代陳情，到記者會揭露細節、檢方搜索、國科會介入審查，甚至監察院自動調查，輿論與法律程序皆已介入。然而，最該負責的結構性問題 —— 長期以來教育環境對「教練─學生」這種不對等關係的過度容忍，甚至認為「專長生」（以特長入學的學生）本來就該忍一忍，「不然難道你要回家跟你媽一樣養牛嗎？」

說到底，是怎樣的孩子比較可能會以體育專長進入大學？是那些家裡很有錢的嗎？是那些有很多人生選擇但「不知道為什麼一心愛運動」的嗎？顯然通常都不是。

通常是那些特別需要透過體能作為翻身機會的普通家庭、甚至清寒家庭的孩子，才會以體育專長入學。在這些人眼中，台師大是多麼棒的教育機會？不管被抽多少血，都該保住這份「幸運」不是嗎？

周台英認為可以隨意抽女足球員的血，這只是因為她剛好是個大壞人嗎？還是她從頭到尾，數十年來，包含學士、碩士、博士全部來自台師大的教育歷程，都告訴她「教練不需要尊重運動員的身體自主」、「教師不需要尊重學生的自由意志」？而且她還有一個指導教授一起拿這些搶來的血申請國科會計畫，台師大難道不用為長期縱容這些人負責嗎？難道不用為教評會的輕縱負責嗎？

運動系統長期習慣以「團體成績」為重，個人意志容易被壓制或犧牲，台師大體育系所或許只是冰山一角。當申訴者為學生、體育生、女性的時候，更容易被標籤為「鬧事」、「情緒化」、「不識大體」、「不受教的壞學生」。

台師大前身為日治時期師範學校，戰後成為國民黨政權師資培育中樞，長年與教育部、軍訓系統、體育署等國家機器連動，民主化至今，這個大學是否仍有自身無法意識到的鎖鏈？在台師大光榮傳統的 DNA 中，究竟埋藏了多少被壓抑的求救聲音？

周台英不是原因，而是結果。而台師大，乃至那些默許對弱勢者進行壓迫、剝削的人，才是如今一切恥辱的起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