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位台灣史研究者在探討戰後台灣社會變化時，都曾提到布袋嘴事件（布袋事件），將之列為自中國國民黨政權敗逃台灣後到二二八事變發生前，具有代表性的重大社會事件，與同年發生的員林事件、新營事件，並稱為一九四六年的三大社會事件。
這三大令人髮指的事件按時間序來看，最早發生的是一九四六年七月十八日布袋嘴事件，接著是同年八月二十五日的新營事件【註一】，以及同年十一月十一日的員林事件【註二】。三個事件都是警察開槍所引起，新營事件單純是外省警察射殺民眾，員林事件是外省人警察對本省人獄警開槍，布袋嘴事件則動用機關槍掃射民眾。後者除了證明中國國黨政權軍警蠻橫、草菅人命本質之外，還凸顯殖民官僚只管劫收，卻將檢疫、防疫置之度外，就像他們以武力進入台灣一樣，也放任中國病毒入侵且擴及整個台灣。
（取自日本《台灣總督府報》）
布袋嘴事件肇因於霍亂疫情。台灣近代史上，曾經在一九一九年及一九二○年發生過兩次嚴重的霍亂傳染，可是，經過日本殖民政府有效實施檢疫、防疫之後，一直到終戰前，不但霍亂已經完全絕跡，連嚴重的天花、鼠疫都受到有效控制。根據一九四一年六月日本《台灣總督府報》的調查統計，霍亂病例只剩三例，後來幾年都趨近於零，沒想到布袋嘴與中國的相通，因為檢疫設施付之闕如，竟然使絕跡的霍亂復燃起來。
（一九四六年四月二十六日《民報》）
其實，在布袋嘴發生霍亂之前，事實上，由中國傳來的天花已經在北部開始流行，那段天花蔓延過程就不在此多論，有一點必須指出的，其實在天花蔓延的四月底有一艘由中國溫州航抵基隆的帆船，就被發現有船員罹患霍亂症，這些疫情都是由中國傳入，但時隔兩個多月（由天花傳入時算起），中國國民黨國民政權行政長官公署的檢疫總所，此時雖然公開宣稱將要著手「籌畫」檢疫，卻因新任所長毫無作為而不了了之（《民報》一九四六年四月二十六日）。
布袋嘴雖然是個小漁港，卻因與中國廈門、福州、汕頭等地的距離甚近，在戰後海禁解除之際，立刻成為台灣幾個大港之外兩岸互通非常頻繁的港口之一。一九四六年四月中，霍亂傳入布袋嘴之初的病例不多，負責布袋嘴行政的台南縣東石區署和布袋嘴警察所，都忙於謀取私利而不認為幾個霍亂病例有什麼可怕。
在沒有實際有效的檢疫、防疫措施的情況下，半個月後病例即迅速增加，不僅造成十八人死亡（一九四六年五月三日《台灣新生報》第六版），更向南、向北擴散，當時的中國國民黨政權台灣行政長官公署此刻唯一想到的辦法是：提醒衛生官僚必須將布袋嘴隔離起來。
但行政長官公署當時窮於應付蔣政權中央無盡無止的各項需索，搞得焦頭爛額，連各級學校教職員的月俸已經好幾個月都發不出來，哪有精神關切疫情，提醒歸提醒，整個官僚體系充斥貪腐、敷衍塞責文化，直到布袋嘴霍亂患者超過百人、死亡人數攀升（一九四六年六月五日《台灣新生報》五版）之後，行政長官公署才手忙腳亂地下令東石區署，採取比「隔離」更極端的措施，就是將布袋嘴整個「封鎖」【註三】。
東石區署奉令除了調撥區內警力到布袋嘴之外，也用行政長官公署配發的槍械彈藥，讓警察和義警荷槍實彈武裝起來，在有限的資料中，看不出行政長官公署是否調派軍人支援，不過，當時從布袋嘴通往東石和鹽水的所有道路口都架起了輕機槍，這種武器並非一般警察或義警所能操作的。總之，整個布袋嘴就靠武力全面封鎖起來，禁止人員進出。
當時的布袋嘴大約不到三萬人，這裡除了鹽田和海水之外，並不生產民生物資，必須仰賴外界供應，如今突然遭到封鎖，簡直形同世界末日來臨一般，搞得風聲鶴唳。隔不多久，霍亂擴散到台南縣灣裡（一九四六年七月一日《民報》晚刊第二版），到了同年七月十二日，根據統計，以布袋嘴為中心的台南周邊地區因霍亂死亡人數達到三百多人（《台灣新生報》五版），布袋嘴的封鎖網更加嚴格。
大約將近一個半月的封鎖期間，大小爭議不斷，最後終於不可避免地發生警民衝突事件。當時擔任《和平日報》【註四】嘉義區負責人的鍾逸人，在《辛酸六十年》回憶錄中如此記述：
「一些有辦法的人還是會鑽後洞買通關卡，悄悄跑出去買米、買柴回來，一些沒有錢又沒有管道的人，便眼睜睜看著有辦法的人進進出出，把一袋又一袋的米搬進來，反顧自己，只有挨餓受飢，等著死神降臨的份。」、「這些求生不得坐等只有死路一條的餓民，終於不顧一切集體衝破『防線』，接著，槍聲和慘絕的哀叫聲齊響宛如阿修羅場。」
衝突是發生在一九四六年七月十八日，當時布袋嘴鄉民蔡成活一家人已經缺糧多天，於是，蔡成活便企圖通過封鎖線出外。當時封鎖區是由外省警察帶隊鎮守，警察不讓蔡成活出去，他懇求警察：「我要出去買番薯簽，我沒飯吃了，拜託讓我出去買吧。」鍾逸人在撰述中指稱警察回話：「你就算餓死也與我無關，我們不是跑腿的。」當時也有不少希望出外購糧得庄民聚在封鎖線，此話頓時引起眾人憤怒，指責特權營私舞弊可以，百姓沒飯吃要買番薯簽不可以，蔡成活後來與警察發生拉扯，於是，兩名警察以侮辱警察罪名將他上銬逮捕。
事件發生後，消息遭到全面封鎖，鍾逸人在嘉義聽到風聲，就派了記者進入布袋嘴了解真相，《和平日報》在七月二十二日的報導中，除了前述過程之外，還描述說，雙方爭執期間引來不少民眾圍觀，對警察上銬逮人頗不以為然，在群眾包圍交相指責下，警察開了二十多槍企圖驅散群眾，結果重傷兩人，群眾激憤，有四名警察聞訊趕來支援，但仍不敵蜂擁而至的群眾，警察逃入派出所，數千群眾包圍派出所要求放人，後來，區長、警察局長及大批警察總隊人員趕到現場，才把糾紛平息下來。
七月二十四日《民報》也作了報導，標題是〈警員開槍恐嚇，誤中無辜鄉民，布袋鄉防疫發生糾紛〉，內文不多，但已查出死傷者姓名，這則從嘉義區發出的報導簡略說：
「鄉民蔡生活（二三歲）因要買食糧要通行交通斷絕地區，警員制止通告蔡不守命令、將加以扣押發生口論，警員開槍恐嚇，誤中鄉民蔡朝論右足，受彈流血過多，運至上池治療中身死。曾文千（三十八歲）受重傷亦在上池醫院治療中。該警員被鄉民亂打亦受重傷云。」（《民報》將蔡成活誤為蔡生活。）
此時，霍亂已蔓延到台南市了，七月十七日的報導指出，截至十五日，台南患者已達二八一人，死亡一九七人。二十二日，發自台南市的消息又指出，平均每天有六至七名新患者，受影響的人數已達三一八人，死亡人數則達驚人的二二○人；二十四日，台南患者增為三百三十六人，死者更達二百二十五人。
警方在《和平日報》報導後，曾出面否認警察開了二十多槍，死傷民眾是被流彈所傷而非警察擊傷。於是，鍾逸人便找該報東石區負責人，也是朴子區副區長的張榮宗陪同，親自再到現場進行調查採訪，他們訪問了四位受害者和兩位目擊者，都證實了報導正確。
他們另外分別訪問東石區署的「半山」區長蔣重鼎和派出所黃所長，另外，他們更認真地找到遭機槍掃射的門扇、窗檻，不但上面都有彈孔，連子彈都還留在裡面，他們設法把子彈挖出來請人鑑定，也證實都是機槍子彈。
隔天，《和平日報》繼續以顯著版面報導了調查採訪的結果，這次報導指出除了死者之外，還多了數名遭槍擊受傷者，同時，由輕機槍擊發的子彈多達六十發。這則獨家的調查報導引起了很大的風波。
七月十九日，霍亂已經蔓延到宜蘭，不久台北地區也爆發流行。根據《民報》晚刊報導，八月七日，布袋嘴的霍亂死者已多達八十六人。到了八月二十一日，《民報》仍報導，「台南縣霍亂未息，患者達五百四十人」。報導中沒有提到死亡人數，但根據後來統計，當年由於缺乏疫苗，因此霍亂死亡率超過百分之五十。其中，六、七是染疫高潮期（六月三七四人、死亡二○七人，七月二九八人、死亡一○七人），八月間雖降為一○九人，死亡四十二人，染疫及死亡率仍高。
霍亂疫情仍極為熾旺，東石區長蔣重鼎和派出所黃所長則都出面澄清《和平日報》的調查報導，由東石區警察所發函要求該報更正，重點在說明警察使用槍械的正當性、否認警察開槍六十發，以及共有六位警察遭群眾包圍擊傷等等，不過，敘述中也揭露了過程細節。更正函內容如下：
鄉民蔡成活強出交通封鎖線，警察制止不聽相罵，因受扣留，押赴派出所，途至街中企圖脫逃，被警察擒住，互相拉扯，街眾目擊聲喧鬧囂喊打繳槍，警察見狀即返派出所報告。
當時，義務警察涂永安在市場口被包圍，身體受危害威脅，非使用槍械則不足以抵抗自衛，向空先發一槍警告，但身被人群推倒，乃向下誘發一彈，遂致彈傷鄉民蔡朝崙、曾文千兩人，送至嘉義上池醫院，蔡朝崙因足部受傷出血過多致死。
查該警開槍係適於警械使用條例第三條第一款，所謂發彈六十發、傷若干人全無事實，及後涂永安被打，人事不省，尚有黃先成、林達三、邱炳水、康永明、陳欣等五名逃至派出所，被群眾數千人包圍，拳打腳踢，石頭如雨，派出所玻璃破碎，受傷警察血淋肉腫，再押入留置場，黃先成逃入旅館，被打幾危，奄奄一息，丟在鄉公所門旁一角。
區長、所長到現場，要挾再打警察示眾，並強要向鄉民保結該警員係殺人傷害罪，後經嚴正拒絕，還派代表同警察押受傷者赴縣警局，要求以後不得封鎖，現政府將全案移送嘉義法院訊辦中。
該報以「來函照登」刊出更正函的隔天（八月二十六日），布袋嘴鄉民憤慨之餘，召開了民眾大會，一致決定對警察當局的卸責行為刊登啟事予以譴責，民眾大會並通過成立「救濟委員會」，當場募集十餘萬元，將對受交通封鎖影響的貧困者協助解決生活問題。另外，以台南縣東石區布袋公民代表數十人名義，在一九四六年八月三十一日刊登「布袋鄉民鳴冤啟事」，指責區長及派出所長故意放縱部下殺害平民，「對於為民父母有失監督不嚴，咎無所歸，不得不裝調掩飾，希圖壓服人民，是以捏造荒謬投函報社強欲打消命案一節，似此欺瞞層峰，蒙混社會」。
公民代表譴責：「封鎖全鄉，不顧人民生活塗炭，….存意若何」，「疫區非匪區，….防疫而派武裝警員執槍封鎖，….又運機關槍與警員使用，足見有心授權與警員慘殺鄉民」，他們對警察槍殺一人斃命、一人重傷及兩人受輕傷，如此暴行不嚴辦，卻要追究鄉民的抗議行為，表達強烈不滿。
公民代表刊登啟事的同一天，《和平日報》有一篇〈警察所真相を否定，布袋鄉の流血事件續報〉的報導指出，七月十八日被逮捕的蔡成活，他之所以跟警察發生爭執，是由於他指責警察貪腐放任有行賄的特權出入，當天他更親眼目睹二、三位跟警察有親戚關係的鄉民被放行，據理論爭時才遭毆打上銬綑綁，予以逮捕；在押往派出所途中，有一位身著軍服者看他臉色不對似有失血現象，才為他鬆綁（續報中沒有進一步描述，但有身著軍服者出現顯得特別奇怪）。
經過三方面各自陳述說法之後，使得這樁事件的真相有了更完整的呈現。不過，區長蔣重鼎和派出所黃所長則對《和平日報》的報導暴跳如雷，鍾逸人當時頗受了一些壓力，根據他的回憶錄記述，出身於朴子的新竹縣長劉啟光（也是「半山」，屬於蔣政權的特務系統），曾經向鍾逸人關切該項報導，說了諸如「大家都是蕃薯仔，能饒人處且饒人』之類的話。
當年發行量最大的官報《台灣新生報》一直對布袋嘴槍擊傷人事件視若無睹，等到新營事件發生後半個月（九月十三日），疫情逐漸平穩之際，卻以〈談台南警民衝突事件〉為題的社論，譴責兩個事件中的「群眾暴力」，而忽略事件前因後果，對於警察動輒開槍傷害人民則隻字不提，針對布袋嘴事件更歸咎於「村民染於積習，求神問藥，不願隔離」，「該事件責任應由地方民眾負責」。
這篇社論引起布袋嘴民眾高度不滿，九月十七日，以「東石區布袋鄉被凌辱之五村村民全體」具名，在《和平日報》刊登〈布袋鄉民為新生報社論聲明啟事〉，反駁該篇社論說，他們「屢次與區署商洽日常用品之供給及勞動階級救濟辦法，總不得區署回應」，「願不願意封鎖非為問題，假使不願封鎖，我等何苦忍到一個多月，假使不願何苦募捐」，「該事件並非人民挑動，而是警察開槍數十發殺傷無辜，並威脅要搬機關槍入鄉內掃射」，何來須由地方民眾負責。
《台灣新生報》不甘示弱，相隔將近半個月（九月三十日），再度以官報立場發表以〈辨正邪，嚴賞罰〉為題的社論；官腔官調高唱「一地的政事要辦的好，必須有賢能的官吏來主持、來推行，….要使真正為民造福的官吏，可以無所顧慮，放手做去」。並為東石區署喊冤，「東石區長因其切實執行政務，戒避日人時代的走狗，不願與彼輩朋比為奸，即被當地豪劣藉端誣陷攻訐，現已遭受重大威脅」。社論最後還指控有人要出錢買通他們，來刊登關於布袋事件不正確的資訊。
〈辨正邪，嚴賞罰〉的社論，引起布袋嘴鄉民更大的憤怒，經過研商決定以布袋嘴五個村村長聯合具名，再度刊登聲明啟事予以嚴正反駁。十月二十日，在《和平日報》刊出〈布袋鄉民為新生報社論鄭重聲明啟事〉，指責《台灣新生報》一再歪曲事實：「該報自己怠慢或者受一方之買收，致被一般加以指責，又不願堂堂承認錯失，竟敢加誣吾曹，且敢以歪邪圖陷報導事實之他報人員，嗚呼哀哉！」
另外，他們在《民報》刊登的聲明啟事，則指責《台灣新生報》：「執筆立論先生，立論時何不稍稍三思：為公乎、為私乎？為公理者，須實地調查，抑為私情何妨私心忖度，只知獻媚官長，哪管老百姓之沉冤不沈冤？反責他報受愚，更為非是。」
至於所謂有人要出錢買通《台灣新生報》，「刊登關於布袋事件不正確的資訊」一事，他們也在聲明啟事中揭露，實際上是他們請該報地方人員報導布袋事件真相，結果洽商過程中該報地方人員竟要求他們必須支付大筆費用。他們斥責《台灣新生報》「顛倒是非，淆亂社會聽聞」。
布袋嘴鄉民與《台灣新生報》的兩次交鋒，雖然是整個事件的事後插曲，但也凸顯當年的媒體生態，以及官方企圖粉飾太平的扭曲手段，然而，回到問題本質仍在於防疫措施付之闕如的困窘，當時沒有霍亂疫苗，疫情擴散後才實施武力封鎖，又沒有配套的民生支援，卻頻生特權營私舞弊現象，長期累積的民怨在槍擊強力壓制下爆發實無意外。
【註一】一九四六年八月二十五日，新營正在舉辦蘭盆祭演戲謝神，但是，警察以「霍亂疫情嚴重」為由要求停演，兩名持槍警察站上戲台強力阻止演員，並下令台下觀眾散去，群眾激烈抗議、向台上丟石塊，警察開槍傷及數人，情勢一發不可收拾，最後演變上千群眾包圍、攻擊警察局的衝突事件。
【註二】員林事件，請參閱筆者的《員林事件：二二八事變的導火線》一文。
【註三】東石區在日治時期稱為「東石郡」，轄下包括布袋庄在內共有七個街庄，一九四五年十月才改為「東石區」，區署位於朴子街，日治時期隸屬於台南州（一九四五年十月改為台南縣），一九五○年才併入嘉義縣。
【註四】《和平日報》是由國防部的《掃蕩報》更名改組，仍隸屬軍事系統。社長李上根就是黃埔軍校出身，其他主要幹部也是軍方人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