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竹奇】張文環「夜猿」中的文學地景與隱喻

正在通過鹿麻產車站的柴油火車頭(圖/陳竹奇攝)

站在竹崎火車站,可以遙望著張文環夜猿中的場景—梅山太平,這裡是小說夜猿的場景,也是張文環的故鄉,文學創作的原鄉。

對於夜猿而言,竹崎火車站是文明的入口,火車,帶來了交通便利,帶來了商業文明,帶來了資本主義,帶來了日本人的殖民統治。

換言之,他帶來了一切夜猿做為一個創作原點的文本所企圖對抗的另外一個文本。而這個文明的入口,恰好也是我文學創作及研究的原點。

夜猿中文學地景的自我 — 梅山太平

搭乘阿里山森林鐵路小火車準備上山的旅客。圖 / 陳竹奇攝

張文環,1909年出生於嘉義縣梅山鄉大坪村,由於公學校晚讀,他在1927年才從梅山梅仔坑公學校畢業,畢業時已經十八歲。

張文環小說書寫中的自我,不僅是夜猿,一直到戰後1975年完成的長篇小說,也就是台灣人三部曲的第一部「滾地郎」(又譯:爬在地上的人),都是將其故鄉梅山做為其小說書寫最主要的場景,可以說是張文環的鄉土情結。(陳建忠,2011:p.195)

綜觀張文環的文學書寫史,梅山的確是他創作的原鄉,張氏家族世居梅山附近山村達數代之久,張文環及胞弟張文鐵都在大坪出生。張文環祖產的竹林與田產在出水坑部落,從大坪步行大約半個小時可到達,當地以販售竹產、野猴維生,竹紙製造與竹筍干都是過去的農產品加工業(柳書琴,2011:p.205-206)。

張文環就讀公學校時,才遷徙至小梅街役場,親族聚居在這個市街,經營山產、米店、雜貨店、屠豬業、藥房等維生,小梅街役場因此成為張文環小說中的另一個重要場景。

小說「夜猿」中野猴生活的山區,大致上就是從梅山大坪到竹崎文峰的中間的山區。

即使現在是二十一世紀的第三個十年,2023年,我們沿著竹崎的文峰村攀爬到觀音瀑布時,仍然可以見到十幾隻野猴仔成群結隊地出現,重現張文環描寫夜猴的場景。

做為文明的入口,竹崎火車站,將殖民經濟從遠處源源不絕的輸入,他既是夜猿接觸外界文明的起點,也是外界文明進入夜猿世界的入口。

張文環出生於1909年,阿里山森林鐵路則興建完工於1912年,也就是張文環三歲的時候,難怪關於阿里山鐵路的記憶充斥在張文環的文學作品中,以這片山區為背景的小說「夜猴」更加是如此。

打開地圖,甚至可以發現,張文環世居的出口坑部落,其實在地理位置上更接近竹崎及阿里山鐵路,換言之,張文環家位於出水坑的竹林產業,不管是竹子造紙、竹筍干甚至野猴的販售,應該都是以1912年興建完成的阿里山森林鐵路為運輸路線。因為從大林出發到小梅庄的新高製糖株式會社輕便鐵道小梅線遲至1913年12月29日才完工通車,比阿里山森林鐵路整整晚了一年。

此外,以現今出水坑部落對外聯絡道路來看,最近的對外聯絡道路是從瑞里到草嶺的瑞水公路,也就是嘉義縣道一六六,山區道路開闢都是沿著古道而興建,瑞水公路也是如此,附近還有著名的塘湖古道,我的母親娘家就在附近的阿拔泉聚落,從阿拔泉聚落半夜走路經塘湖古道可以到達出水坑,母親小時候便是到這裡用人力挑竹子及竹筍等山產,經過塘湖古道到達竹崎庄販售。

作為他者的我與張文環,在共同面對殖民經濟時,是位處於嘉義偏鄉的「自我」,在引入殖民經濟作為入口時,又是他者的代名詞,如果以竹崎火車站這個文學地景來做為象徵,則竹崎火車站一方面承載著外來殖民者的意涵,又共同分享著這個山區做為共同自我的一部分,這是此一文學地景所獨自兼具的矛盾性。

張文環是日本殖民時期著名小說家,同時也是創作量最豐富的小說家。期創作原鄉是屬於這個山區的。張文環1909年出生於梅山大坪,事實上大坪包含的範圍很廣,張家的林地位於出水坑,從地圖可以看出來,跟我母親的娘家阿拔泉直線距離很近。事實上,兩個部落之間,僅依靠三千階的塘湖古道連結。

1934年出生的母親,居住的部落名為阿拔泉,阿拔泉是平埔族語,母親提過她的姑婆是鳳陽婆,會使用符咒。鳳陽婆是平埔族的女祭司。所以,母親可能是洪雅族的後代。

母親幼年的時候,因為家裡窮困,半夜三點起床,走三千階的塘湖古道,

到出水坑附近,挑柴火下山,到竹崎街上出售。根據母親口述,半夜三點起床從阿拔泉出發,先經塘湖古道走到出水坑,然後雙肩挑著竹子,循原路下山,走到竹崎街上,大概是中午了,幾個弟弟裡面,只有二弟年紀稍長,忍耐力強,能夠挑完全程,三弟半路喊苦,就放棄了,四弟跟小弟年幼,都無力支撐此種苦活,所以,母親其實跟張文環一樣,也是承受著殖民經濟的剝削。

張文環的小說「夜猿」描寫梅山大坪山上的生活,在竹子茂盛,以竹子造紙業相對發達的過去,造紙業的崛起,資本主義滲透到這個鄉間的山區生活裡面,產業的崛起如何受限於資金的控制,最終還是逃不過資本主義邏輯的限制。

讓我們擷取一些小說裡面的文字來看看火車提供的運輸便利如何滲透到這個山村裡面。也印證筆者試圖論證的,阿里山森林鐵路做為現代文明及殖民經濟的象徵,滲透進入山村的生活,其時間點早於新高製糖株式會社的便捷鐵道。

這整棟孤屋的正對面能看到卡拉賓的山,也能微細地聽見阿里山鐵路的火車汽笛聲。

     ——張文環〈夜猿〉

商量陳久旺和吳氏錦的婚姻時,正好是在決定設阿里山鐵路的時期,竹崎和梅仔坑庄的住民都把火車要駛上高山的事當日常的話題。

   ——張文環《滾地郎》

張文環的許多作品,都出現此種鐵道做為現代文明象徵的描述及書寫,如〈夜猿〉裡描述到在遙遠的梅山大坪上,就能聽見火車的汽笛聲,生動的聲音與畫面躍然紙上。而在自傳式作品《滾地郎》裡,也寫到了他幼年時期,鄉親興奮地談論阿里山鐵路興建的事情,鐵路是現代化的象徵,能夠搭乘火車、甚至看到火車,往往能令鄉下孩子興奮不已。

張文環故鄉書寫舞台簡圖
資料出處: 從部落到都會 – 張文環山茶花與進退失據的殖民地青年男女。(柳書琴,2011)

我們如果對照阿里山鐵路沿線的車站及張文環居住的大坪以及其林地出水坑,可以找出跟其居住地及林地較為相關的車站,分別為獨立山站,此一車站目前有產業道路可以連接到梅山大坪,往上則為交力坪站,往下有樟腦寮站、梨園寮站等。

樟腦寮車站供旅客上車的腳架。圖 / 陳竹奇攝

阿里山森林鐵路的誕生,原為日本政府開發高山林木資源,而今卻留下了一條極具特色的登山鐵路。1903年經林學博士河合鈰太郎的實地勘察、選線調查規劃後,鐵道路線大致底定,幾經波折後於1913年竣工。戰後,阿里山鐵路由林務局接管營運,1963年阿里山結束伐木工作,加上1982年阿里山公路通車後,鐵路也逐漸轉型為旅遊用途。

鐵路建設帶來了交通便利,使得資本主義等現代化的生活進入山區,改變山區人民的生活面貌,但也帶來對於自然資源的破壞,這是我的長篇小說「Psoseongana–以高山為名」做為另一個文本,與張文環的夜猿所構成的互文性。

夜猿所處的世界也是日本殖民時期,著名的竹林事件發生地,當地的農民生計依賴竹林,竹林被強制徵收後,生計無以為繼,因此受害農民發起台灣農民組合,最後組成了台灣共產黨,這片山區成為台共非常重要的根據地。

夜猿中文學地景的他者 — 霧峰林家

張文環小說創作生涯中,出現的第一個有力者是霧峰林家,以中部地區大地主出身的林獻堂主導的霧峰林家,在當時台灣人知識社群裡面進行的可以說是一場以漢人文化為主的啟蒙運動,是清末新儒學如張之洞等主張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遺緒,這個思想的啟蒙運動對於張文環的小說創作並未造成明顯的影響,雖然林獻堂在二二八事件中解救了張文環。

林獻堂積極參與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最後並沒有成功完成自治的目標,但是在文化協會各地演講會的啟蒙之下,殖民地人在政治意識上的確有受到啟發。文化協會(前期)推動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一直不遺餘力,當時台灣留學生接觸社會主義思想者漸多,在演講會中有許多青年紛紛受到影響,文化協會終於在左翼青年的策動下分裂。(張炎憲,1984:282-290)

分裂後自治主義者另外組成台灣民眾黨,但不久,民眾黨又因左傾而分裂,林獻堂、蔡培火等人遂另外組成台灣地方自治聯盟,堅持其自治主義的主張。自治主義者之所以無法接受左派的運動路線,除了激進與溫和改革的差別之外,最重要還是,自治主義是以林獻堂等地主階級為基礎的運動,對於強烈主張階級革命的運動路線,勢必違反土著地主積極自身的利益,當然無法獲得其贊同。

前往日本留學接受左翼作家文學同盟影響及啟蒙的張文環,最終為何沒有接受林獻堂溫和改革路線的思想啟蒙,可能無法從同是地主階級出身的社會地位來衡量,而是應該從竹林事件造成的衝擊來探討,此一總督府林地徵收政策中張文環所屬的林地地主階級受創最深,而林獻堂所屬的中部平地地主階級則沒有因為總督府的林地徵收政策直接受害,無法產生殖民經濟的被迫害及被剝削的階級意識。

因此,張文環於1927年從梅仔坑公學校畢業後即赴日本岡山縣金川中學就讀,1930年自東京東洋大學專門部倫理學東洋哲學科第一部退學。1932年3月即參加左翼文學組織「東京台灣人文化同好會」。(柳書琴、張文薰,2011:p.69-70)1937年返台後,即以故鄉山村的鄉土人物為主要創作題材。

夜猿中文學地景的他者 — 台灣總督府

台灣總督府是殖民體制地景的象徵,殖民政權是掠奪土地的發動機,透過與三菱財閥的政商綜合體,成為竹林事件的幕後主謀,掠奪了張文環原鄉的竹林,也成為張文環企圖控訴的主題,在張文環發動象徵革命的同時,雖然在皇民化運動下,獲得了皇民奉公會的台灣文學賞,但仍被殖民政權的御用文人貶抑為「皇民化運動下的糞寫實主義」。

對於林野的調查工作,始於日俄戰爭後,結果是確立了大部分都屬於官有地。關於確定林野所有權,明治二十八年(1895)發布了官有林野取締規則,凡未領有地卷或所有權證的山林原野均收歸官有,規定了所謂「無主地歸國有」的原則。將農村許多大家習慣共有的林野地,以保管林的名義,收歸為國有地。卻又無法利用,總督府不是以低價賣給日資企業,就是在賣給民眾圖利,依靠此方法所賣出的林地有204912甲林地,獲益為5459863圓。(涂照彥,1992:40-41)

國民的同化,語言的改造是文化改造中最重要的一環。明治三十九年(1896),日本在台灣設立的第一個學校便是從事殖民者語言改造的語言學校與語言傳習所。日本語雖然代替了台灣閩粵及原住民的語言,成為官方制定的正式語言,但是日語教育並不普及,造成了日本人獨佔了政府機關與企業。台灣原有的知識菁英在語言的改造下,喪失原有的優勢地位。大正十一年(1922)的新教育令,又使日本人獨佔了高等教育方面,形成國民的差別待遇,即使有機會受高等教育的台灣人,也不易在官廳及會社謀職,使他們「高等遊民化」。(矢內原忠雄,1987:142-153)這種日本語中心主義(蔡培火語)的語言政策,是殖民者文化控制的關鍵,也是殖民政權國民形塑的基礎之一。

夜猿中文學地景的他者 — 國民政府

國民政府做為日本殖民政權的繼任者,也延續了日本殖民政權的控制手段。張文環企圖在日本殖民政權統治時爭奪的象徵權力,即獲得日本殖民政權皇民奉公會頒發的台灣文學賞成為皇民化運動的象徵。

張文環在鋪天蓋地的捕殺下,來自梅山太平的夜猴竟成為二二八事件的逃逸者,逃回夜猴所屬的山區。但是,國民政府做為一個新的外來政權,必須建立一個自己專屬的壟斷語言與確保統治族群的優勢語言(陳俊昇,1993),國民政府政權語言的建立及國語政策,導致張文環成為語言暴力下的閹雞,留下一個未完成的象徵革命,未完成的台灣人三部曲。

未完成的象徵革命

停放在嘉義鐵道文化園區的蒸汽火車頭。圖 / 陳竹奇攝

文化廣義而言就是人民的生活,人民的生活有諸多面向,阿里山鐵路的建設改變了山區的生活,資本主義的滲透也改變了山區人民的命運。

文化存在物質的層面也存在精神的層面,兩者的共同作用交織而成,構成文學企圖去描寫的生活面貌。

生活的變貌因此也存在於精神層面與物質層面,物質生活看起來似乎提升了,可是精神上的負擔與痛苦也增加了。

民俗就是人民生活的具體體現,透過民俗的書寫,才能掌握生命的真實面貌,掌握社會生活的真實面貌。

夕陽西下的時刻,成群的猴子便從溪谷下游,跳躍樹木到枝椏,跳到對面的山回去。因此,樹林像被風吹掀一樣,翩翩白色葉背,搖晃得很厲害。對面的山,懸崖邊有洞窟,成為猴子們棲息的窩。

    ——張文環〈夜猿〉

張文環在小說〈夜猿〉當中,描寫了山村裡獼猴成群的風光,這樣的場景不僅是張文環的童年記憶,也可以看出張文環對地方與自然的特殊情感, 隱然對抗著山下現代化與都會化的洪流。

母親便謹慎地,把前的背端綁好一個結,再提起扁擔,稍微屈伸扛起了兩籠放滿香蕉的番薯籃仔,大約有六十斤吧。爬到坡上需要喘口氣而不得不休息一下,從肩膀卸下貨物,就看了山坡下面想看到母親的身影。

    ——張文環〈過重〉

張文環在小說〈過重〉裡,講述一名少年原本想到公學校參加慶典,但看到母親要獨自挑著約48公斤重的香蕉到市場去賣,就有些不捨,於是他只好放棄學校慶典,一起挑到市場賣。但少年發現這麼多的香蕉,也只能賣到60錢的價格,而還要被官吏抽走10錢,母親十分不滿,但後來也只能將委屈吞忍下去。這篇小說裡,描寫的不僅是親情,同時也是一種隱喻,透過隱喻來批判日本殖民政權所帶來的資本主義與殖民經濟,以及對於林地地主或農民形成的經濟剝削。

透過文學地景的梳理與比對,張文環作品中文學地景的空間原點,是作者的故鄉,張文環的故鄉則是文學的原鄉。同時,跳脫作者論,張文環作品裡面的言說與論述場域,也是做為讀者的我,原本應該是作為他者的我的故鄉,同時也是我做為一名作者,做為一名企圖以後殖民方式探討日本殖民經驗的作者,長篇小說「Psoseongana–以高山為名」作品的原鄉。

跳脫作者論,作者與作品的原鄉仍然可能交疊,作者與做為他者的讀者,原鄉也可能交疊,作者的作品與讀者的作品,也可能產生原鄉的交疊,因為共同的境遇感,而產生作品的互文性,此一互文性可以脫離作者論而存在。

作者與作品的場域,在現今可以無限伸展的地理資訊系統下,虛擬空間也可以無限伸展,可能拓展,可能延伸,可能連結。拓展、延伸、連結,既是物理空間,更是社會場域,可見的,以及不可見的,以隱喻方式存在的,都必須加以分析。

象徵的革命(Bourdieu,2022),換言之,作者透過文本,不管是包含或者不包含隱喻的文本,試圖奪取說話的象徵權力,在殖民政權下爭取話語權,或者在後殖民情境下翻轉語言的政權,重新奪取象徵的權力,可能成功,譬如獲得皇民奉公會的台灣文學賞,但也可能失敗,譬如被主流意識形態貶抑為糞寫實主義,甚至在戰後書寫的語言遭到官方語言政策壓抑,失敗的革命,源於語言的閹割,台灣人三部曲,只完成了第一部曲。

但失敗的革命,脫離了作者論,可能只是一場未完成的象徵革命,革命尚未成功,但並未完成失敗,而是革命有待完成,有待他者轉化成為自我,有賴讀者轉化成為作者,以研究或者創作的方式來完成象徵的革命,此即作品所共有的集體性,可以透過共同作者或者作者們的集體性來完成,將共同的境遇感做為集體性,甚至容許、鼓勵而非消弭變異性,則象徵的革命有待完成,也有可能在不久的將來完成。

參考書目

1993  高貴的以及庸俗的–論政權的語言與語言的政權,台北:台灣評論,一九九三年三月號。陳俊昇

2023  Psoseongana–以高山為名,台北:致良出版社。陳建忠

2011 一個殖民地作家的自畫像,張文環-台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06,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陳萬益編

2002 張文環全集卷二、卷三、卷五,台中:台中縣立文化中心。柳書琴、張文薰

2011 張文環-台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06,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柳書琴

2011 從部落到都會,張文環-台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06,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矢內原忠雄

1987 日本帝國主義下之臺灣,臺北,帕米爾書店。涂照彥

1992 日本帝國主義下的臺灣,臺北:人間出版社。張炎憲

1984 臺灣文化協會的成立與分裂,收錄於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中研院三研所。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84。Bourdieu, Pierre(著),陳宗文(譯),《馬內的象徵革命:藝術場域的誕生》,台北:群學,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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