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7 月 5 日)立法院長游錫堃出席「第 90 屆國醫節慶祝大會」時,提出可將「中醫」改名為「漢醫」或「臺醫」的建議,引發眾多議論。
游院長出席的這個「國醫節」,其起源乃是因 1929 年國民政府提案廢除傳統醫學,引發強烈反彈;許多傳統醫生遂集結請願自救,於 3 月 17 日在上海總商會舉行大會,並委由國民黨中執委陳果夫向當局請願,終使蔣介石下令撤銷該提案。到了 1931 年 3 月 17 日,傳統醫生們更設立「中央國醫館」,後遂由國民政府將此日明令訂為「國醫節」,以資紀念。很顯然的:「國醫」這個名詞,其實是在整理國故、發揚國粹的思考下,所做的因應,與國劇、國樂、國術……等名稱的訂定,有著相同的意義。同時,這也是蔣介石法西斯化的產物之一;從該運動受到陳果夫、陳立夫兄弟的所謂 CC 派大力支持,即可窺見一斑。
只不過,「國醫」這個用語,卻並非始自民國時期。在中國的宋代,醫事制度甚為發達,任職於朝廷的醫官,即被稱為「國醫」,相當受到信類。到了北宋晚期,醫官總數高達千人以上,朝廷甚至計畫將其派駐全國各州府,提供人民醫療服務,惜未遑全面實施,北宋即滅亡於女真;宋室倉皇南渡,這個制度又延續了一段時間,而隨著南宋滅亡於蒙古後,「國醫」一詞,便成為鮮為人知的歷史名詞。直到民國時期,因西力東漸,為與歐美傳入的醫學體系有所區別,「國醫」遂又被賦予了新的意義。
事實上,在近代中國,還有另一個與「國醫」類似的用語——「中醫」,則是「中國醫學」的簡稱。然而,此處的「中國」,或可指稱地理與文化意涵的「中土」、「中原」;其後,又或可為「中華民國」的簡稱。據此以觀,所謂「中醫」一詞,確實頗有歧義。但無論如何,「中國醫學」既用來做為與「西方醫學」相對應的稱呼,那麼,它就如同「古今中外」(而非「古今東西」)這個成語一般,不免隱含有中國中心主義的觀念,則毋庸置疑。
然而,在東亞盛行許久、具有自身特色的醫學體系,既不待「中華民國」成立,早已存在,且並非專屬於「中土」或「中原」;實則,這個傳統東方醫學,乃由東亞大地上各族群、各流派的醫學知識與醫療技術所摶成,而周邊的韓國、日本、越南亦皆曾加以吸收,並發揚光大。
誠然,在傳統中國,僅有「醫」、「醫術」、「醫家」、「醫者」、「醫生」……之稱,並未(且無必要)在「醫」字之前,冠上何等自稱;畢竟傳入中國的醫學知識或醫療技術,其種類與數量極為微少,故而僅須將這些外來的醫學體系,冠上足以辨識的稱謂(如元代的回回醫藥),即足以區隔。至於日本,在引進這個傳統東方醫學體系之後,雖然融合並發展出自己的特色,亦未見冠上何等稱謂;直到江戶幕府時期,為與修習荷蘭醫術的「蘭方醫」有所區隔,始出現「漢方醫」(簡稱「漢醫」)之名。
近代海通以來,由於大量歐美文明的輸入,於是,遂不得不為這個東亞固有的傳統醫學體系,冠上用以區別的稱謂。其中,較為中性的用法,乃為「東洋醫學」(vs.「西洋醫學」)或是「東方醫學」(vs.「西方醫學」)。只不過,由於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初,為求知識於世界,確立採用西洋醫學、廢止東洋醫學的政策;於是,遂出現了「漢醫」與「洋醫」之爭,而 1934 年出版、由深川晨堂輯著的《漢洋醫學鬪爭史》,即詳實的紀錄了這段抗爭的歷史。同時,在國族主義的浪潮下,為了表示日本的傳統東方醫學,與純粹的「漢醫」有別,因此,遂又產生不同的用語。例如由於當時日本自稱「皇國」,所以稱「皇漢醫」;又如日本人自認係「大和民族」,所以亦稱「和漢醫」。
至於臺灣漢人的醫學知識與醫療技術,主要係由中國大陸閩粵沿海來臺的移民所引進,自然亦為這個傳統東方醫學的流亞之一。直到 1860 年開,西洋傳教士來臺進行「醫療傳道」,為示區別,或有稱之為「洋醫生」或「洋醫」者。
1895 年,臺灣被大清帝國割讓給日本帝國;同一年稍早,日本漢醫存續的請願提案,則遭帝國議會否決。初臨臺灣的日本殖民地政府,面對本地承襲傳統東方醫學的醫者,或沿用臺灣社會原本的用語而稱之為「醫生」,或以其自身所創的「漢醫」名之;至於由其所引進、修習近代西方醫學的醫者,則稱為「醫師」或「西醫」。因此,直到日本統治時期,臺灣始有明顯的「漢醫」與「西醫」之別。
1901 年,日本殖民地當局為尊重臺灣舊慣、又為了符合日本的既定國策,遂根據《臺灣醫生免許規則》,為漢醫舉辦唯一一次的檢定考試後,即不再發予新執照。試圖透過自然淘汰,讓漢醫歸於消滅。
到了 1920 年左右,臺灣的西醫人數已超過漢醫。1928 年,以大稻埕乾元藥行、時任臺灣漢藥業組合長的陳茂通為中心,跨海串連當時日本新一波的漢醫存續運動,成立東洋醫道會臺灣支部,透過發行刊物、巡迴演講、連署請願,試圖救亡圖存,史稱「臺灣皇漢醫道復活運動」,可惜最後無力回天,無疾而終。
1945 年,日本戰敗投降,中華民國代表盟軍接收臺灣。原本恐將歸於自然消滅的「漢醫」,終於有了生機,並改以「中醫」為名。只不過,中華民國諸多不合時宜的醫療法規,也被引進臺灣。例如 1943 年 9 月 22 日國民政府公布的《醫師法》第 3 條,係規定得應中醫師檢覈者的資格,而其中第 3 項竟為:「曾執行中醫業務五年以上,卓著聲望者。」等於是擔任密醫 5 年,即可成為正式的中醫師,從而造成醫療市場的混亂。
為此,醫師吳基福致力推動修改《醫師法》,才終於讓混亂的局面,逐漸走上正軌。於是,有意成為中醫師者,必須通過中醫師檢定考試、中醫師特種考試兩階段,始核發中醫師證照;另一方面,中醫系的畢業生,則必須通過中醫師高等考試。直到近年,為使中醫培養回歸到教育體系,遂進一步廢除中醫師檢定考試(2006 年)及特種考試(2012 年)。至此,臺灣的西醫與中醫,終於走上制度化、學院化之途,而各擅勝場。
誠然,臺灣的醫學發展,確有其獨具的特色。雖然漢人移民引進了傳統東方醫學,惟若究其內實,其方劑中所使用的藥材,卻並非純然來自中國大陸,而頗多因地制宜者;故而許多臺灣民間常用的草藥,未見著錄於明代李時珍的《本草綱目》。雖然如此,但對於目前臺灣的「中醫」而言,先秦時期的《黃帝內經》及漢代張仲景的《傷寒論》等諸多古代醫籍,至今仍然被奉為經典,卻又不免顯得故步自封。
另一方面,近代傳入臺灣的西醫,亦有屬於自身的獨特風格。教會醫學固獨樹一幟,日治時期的殖民地醫學亦自成體系,相較於日本本土帝國大學的學閥,若稱之為在野的西醫,亦非過言。加之以戰後由德日轉向英美系統的過程,無不塑造了臺灣西方醫學與醫界的特殊風貌。惟其「重西醫,輕漢醫」的態度,則一以貫之,未嘗少減。
也因此,臺灣的漢醫與西醫,始終各自為政,未能互相密切交流。實則,早在 1928 年,醫學博士杜聰明即曾經計畫設立漢醫醫院,由漢醫診斷施治,而西醫亦同時進行診斷,試圖透過比較,以理解漢醫「辨證施治」的原理。他的構想,雖然未能實現,但這個嘗試,至今仍可為我們所深思。
回顧完這段歷史,讓我們回到先前游院長所提出的問題:將「中醫」改稱「臺醫」,究竟是否合宜?
事實上,「中醫」既為「中國醫學」的簡稱,倘若用以描述臺灣的傳統東方醫學,不僅易致混淆、且不免流於中國中心主義,不為吾人所取。有鑑於此,或許較為妥適的用語,應為游院長所推薦的「漢醫」吧!畢竟「漢醫」就如同「漢字」一般,是東亞人民的共同遺產,並非中國所能獨占。至於是否改稱「臺醫」呢?筆者以為:目前尚非所宜,端視吾等的努力、以及如何創造與發展自身的醫學特色而定。
如果我們放眼世界,或許可以發現:當前的西方醫學,早已面臨全新的挑戰與發展。各種難以解決的症候群、心理神經免疫學所顯示的身心交互作用、細菌病毒與癌症及免疫系統之間的關聯性……等等,都在在顯示:西方醫學的典範(paradigm),正逐漸由「機械論」轉變為「生態論」。而這樣的趨勢,正是注重人身與環境整體及其交互作用、並尊重個體差異的傳統東方醫學,可以大力發揮之處。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布實施的《中醫藥發展法》,或許可以是個契機。在藥理方面,或許應該積極進行臺灣民間青草藥的生物科技研究,並收錄於新編纂的藥典;在醫理方面,或許也應該重新分析傳統東方醫學的思考模式,並編寫全新的教科書,而不再是以傳統古籍為範本,以此促成漢醫理論的再生。如果能在這樣的基礎上,更進一步,強化漢醫與西醫之間的整合,那麼,真正獨具特色的「臺醫」,自然也就水到渠成,更無須在名詞上斤斤計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