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日本偷襲美國在太平洋的海軍基地珍珠港，美國因而正式對日本宣戰；隔年年初，美國下令將西海岸各州的日裔美國人集中監禁，直到二戰終戰才解禁。沒想到這種事當時也發生在中國，只不過遭到中國集體監禁的是：中日戰爭期間具有日本國籍的台灣人。必須強調，那是發生在中日七七衝突後仇視性的監禁，跟二戰後在中國各地所發生對台灣人報復性的欺凌，完全不同。
中日戰爭（或二戰）戰後，有關台灣人在中國各地受歧視、欺凌的記述，可謂汗牛充棟，惟對中日戰爭期間台灣人的遭遇記述則極為罕見，推測其原因，可能因資料比較缺乏，或戰後眾多台籍日本兵或滯外台灣人的悽慘境遇更引人關切，而受到疏忽。在極為有限的可信資料中，一份由國民政府軍政部轉給行政院的文件透露了這方面難得的資訊。
那份文件是一九四二年一月十九日，由〈台灣革命同盟會〉南部執行部主席張邦傑【註一】函呈國民政府的，重點是向國民政府表態「抗日復台」決心，提出「收復台灣五項意見」：
一、請中央政府確定國策以台灣為我國領土之一；二、懇請中央政府公布台灣為我國之行省，台灣人民即係中華民國國民，並飭地方軍政當局對於台人之待遇一律平等，不得歧視；三、懇請中央政府通飭地方政府將過去所有受拘禁良善之台灣同胞開釋，或交由本會執行部分別具領；四、懇請中央政府通飭地方軍政當局將過去所有沒收台灣同胞之產業，悉數歸還，或交由本會執行部就近接管；五、懇請中央當局切實援助本會【註二】。
台灣人被監禁的蛛絲馬跡就在第三點、第四點，前面兩點是祖國派「半山」張邦傑一廂情願向國民政府表忠的意見，另文再談。第三點證實了確有台灣人在中日戰爭期間遭當局監禁，第四點也證實台灣人的產業、財產被沒收。張邦傑當時就活躍於福建龍溪，他在意見說明中提供了部分資訊述及：「地方當局對於台灣同胞不分皂白均予拘禁或殺害，僅福建一省現尚拘禁於崇安者不下數百人」、「所沒收之台胞農場，經省當局派員管理因不得其法，荒蕪不堪」。
針對這些意見，時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的蔣介石，隔了三個月才下令內政、外交、軍政、財政等四部核議具復【註三】，其中，軍政部的回覆最具代表性、權威性：
「發還台籍人民被閩、浙地方政府沒收之產業及開釋被拘之台人，歸其管理兩節，此在共同抗日之標的下，本可予以同意，惟台灣失陷已久，民族意識大半消沉，入國台民過去往往為敵利用從事間諜工作，自應審慎處理，以免流弊。」【註四】
軍政部的覆文除了明指台灣人遭監禁的原因——「台灣人民族意識消沉」、「為敵利用從事間諜工作」，還透露遭監禁及沒收產業的是福建、浙江兩地台灣人。另外，內政部則覆文要求行政院「分飭閩粵桂江浙贛等省政府詳細查明」；兩者指出的地方比張邦傑所稱的福建之外，又多了：浙江、廣東、廣西、江西等省。
後來將近半年，只見公文飛來飛去，張邦傑的意見並未受到正面回應，連意見第一、第二、第五等三點也被否決或緩議。可是，張邦傑仍持續針對開釋台灣人及歸還產業、財產兩事再度陳情，蔣介石才另下令「交福建、廣東、江西三省政府查核具復」【註五】，為什麼只選這三個省？因為當時一些地方又先後失陷或國民政府無法掌控了。
中日軍事衝突是從一九三一年開始，幾年間，中國東北、華北地區相繼被日本軍完全控制，並進逼華中地區；國民政府一路後撤至武漢，但後來軍事持續失利，再將首都遷至重慶；當美、英兩國對日宣戰後，蔣介石才於一九四一年正式對日宣戰。張邦傑陳情時，國民政府控制的地區大約只剩前述幾個省。
等到一九四二年即將結束，廣東、江西兩個省政府先後回覆行政院並沒有監禁台灣人，其實，情勢極端混亂，既有日軍節節進逼，又有共產黨滲透，地方層級多的是各自為政，這兩省回覆的正確性值得進一步詳查，可是，情勢相對平穩且台灣人移居較多的福建，則明確證實監禁台灣人及沒收產業、財產的情形。
福建省政府的覆文，最令人震驚的是：台灣人遭監禁並非發生於張邦傑陳情時的一九四二年，而是始於一九三八年，也就是說，張邦傑陳情時，台灣人已經被監禁了四年，不但比日裔美國人還久，而且還沒結束。該省政府在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報告指出【註六】：
「查自抗戰軍興，住居本省各地台民，經本省分飭地方官署嚴密監護，嗣為預防間諜起見，經於二十七年夏間，先後將原住福州、晉江兩處台民男女三百八十三名，遣送後方崇安縣（今福建南平市武夷山市）安置；將原住石碼特種區台民男女五十一名，遣送連城縣安置。二十八年夏間，復以連城為交通要道，改遣崇安。所需旅費及途中給養，均由政府負擔。」
「後來，經東山（今中國福建省漳州市東山縣）、南靖（今漳州市南靖縣）、龍溪（今漳州市平和縣龍溪村）、安溪（今福建省泉州市安溪）、福清（今福建省福清市）、古田（今福建省寧德市古田縣）等縣政府，及陸軍第七十五師司令部，先後解送台民男女十六名，前赴崇安一併看管。」
崇安距離福州長達三四○公里，是屬於崇山俊嶺的武夷山區，地理偏僻，當年交通極不發達，僅有一條通往建陽長五十餘公里的簡陋公路，生活條件十分差。初計上述遣送三批的人數共四五○人。福建省政府報告中說是由崇安縣府指定住所，雖然沒說明是甚麼住所，但既然是集中監禁，就形同利用天然環境屏障圍繞的集中營。
福建省政府在這裡還編列保甲，推定保甲長，設置管理員專責管理。「至台民伙食，成人每日一角、孩童六分」，雖然是由縣府發給，但只發三個月。另外，縣府將監禁的台灣人分為兩部分，一部分准予在崇安自行設法獨立謀生，由縣政府設置管理員專責監視其行動。一部分移交縣的墾務所編隊進行墾荒。其中有二十六位屬於老弱婦女生活孤苦者，省政府准予保釋回籍或在外謀生。
比較特殊的，有人為了想離開監禁處竟選擇甘願被編入「台灣義勇隊」，該隊隸屬於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由也是祖國派「半山」的李友邦擔任隊長，他獲知福建省集中監禁台灣人，便發函要求省政府讓他遴選了四十四人編入該隊訓練充任隊員；此外，受到李友邦的號召，有三十三位年輕人基於同樣的動機也自願參加義勇隊及少年團；「台灣義勇隊」編成後分別被派赴浙江與福建建陽，隨隊前往的隊員眷屬有七十五人。這些人儘管仍流離失所，卻算是非常幸運地離開了貧瘠的武夷山區。
根據福建省政府的報告，繼續被監禁在武夷山區的台灣人（約剩二九八人），有三十二人乘機潛逃遭到通緝；不堪虐待、饑饉或罹患重病而死亡者，多達四十六人，另有五人在日軍空襲時不幸喪生。如果福建省政府的報告無誤，則監禁的四五○人扣除上述數字，以及被「台灣義勇隊」帶走的，武夷山尚餘一百八十九人（此數字短差了約二十六人），對於這些台灣人的生活動態，省政府竟然推說完全不知情。
關於被監禁的台灣人生活動態，另一位祖國派「半山」組織「閩粵台灣歸僑協會」自任理事長的劉啟光，也繼張邦傑之後向國防最高委員會及行政院遞呈指出：
「七七事變後，一部分台民不甘為日寇順民，拒絕日領撤僑命令，留居祖國，旋被視作敵僑，捕送福建崇安集中監視，並接管其財產；而原有我國國籍赴台謀生，事變後隨我總領事館下旗撤退者，亦以歸自台灣而遭遇種種虐待，馴至今日被集中崇安之台民，既不得衣食供應，復不得自由謀生，狀極悽慘。」【註七】
所謂「原有我國國籍赴台謀生」者，即為由中國到台灣的「華僑」，竟因與台灣有關而遭殃，是不是前述短差的二十六人？待查。
如依照劉啟光的描述，那麼，應該不只福建一地的台灣人被集中監禁於崇安，人數方面似乎需要更多資料來核實。不過，國民政府行政院卻認可福建省政府的報告，蔣介石只對死亡狀況表示關切，面諭行政院：「在閩台民死亡率過高，應予改善。」福建省政府則是敷衍地回復「已飭崇安縣政府迅即擬具改善辦法」後，即無下文，後續仍有零星死亡案件。
筆者後來在爬梳的資料中，發現一份中國國民黨直屬台灣黨部籌備處轉送福建省政府的公函，該籌備處於一九四一年設立，當時被監禁在崇安的台灣人代表王吉六、葉逢春等人向該籌備處陳情，其中有提到被監禁台灣人的死亡原因，是「受禁台胞水土不合、飢寒疫癘已死者不知凡幾」，他們敘述悽慘景況指出，「現在苟延生命者亦因畫地為獄，行動不能自由，經商行醫均感人地不宜，生活維艱。」【註八】
更可惡的是：台灣人既被當作外國人，遭沒收財產驅離到邊陲山區集中監禁，然而，還繼續受到無理的壓榨，王吉文等人的陳情指出，「地方機關徵收稅款、捐派公債，終日催科無容分訴，似此似囚非囚、似民非民之苦狀」。
至於台灣人的產業，在中日戰爭期間都被當作「敵產」處理，福建省政府的報告指出：「台民產業在福州者，自日領撤退後，由福州敵產管理處依照釐訂之管理敵產辦法負責管理，至三十年十月間，因該管理處開銷過鉅，飭即結束，歸福州警察局逕行管理，現由福州市政籌備處依照〈敵產處理條例〉辦理。」【註九】
究竟有多少台灣人產業在此期間遭沒收，沒有資料可查，僅舉福建省政府報告中的一個案例說明。「漳屬農場一處，查係台籍創辦，該場原轄有田邊、亭頭、洪坑、浮山、水頭等農場場地，散布龍溪、南靖、海澄、同安等縣，二十七年十一月由農業改進處接管，二十八年水頭農場移交省振濟會，二十九年浮山農場徑口部分劃歸南靖縣中心農場，….」該五座農場分散在福建省內的豐沃區域，報告未說明創辦的台籍人士是誰，惟據推測應該是早期就進入中國發展的台灣人，才能擁有分布這麼遼闊的農場，福建省政府用了三年清查才先後予以沒收。這麼龐大的產業都能如此沒收，其他的台灣人私產——自購房產及經營的事業——當然沒有一個可以遺漏。
國民政府行政院之所以認可福建省政府的報告，認為他們的作法並無不當，主要是根據國民政府制定的〈韓僑登記暫行辦法〉、〈敵國人民處理條例〉及〈敵產處理條例〉【註十】；同時，國防最高委員會曾經核准〈韓僑登記暫行辦法〉適用於台灣、琉球僑民，而〈敵國人民處理條例〉第十七條規定：「在本條例施行前，關於韓、台、琉僑之登記另有規定者仍適用之。」
將台灣人視為「敵國人民」，並以〈敵國人民處理條例〉及〈敵產處理條例〉處理，其最主要的癥結，乃在於國民政府的基本見解：「台灣自我國正式割讓敵國後，在未收復以前尚為敵國控制，其人民雖與我同族者，除已重新取得我國國籍遷入內地之外，似不得與我國國民平等待遇，應視為敵國人民，予以取締。」、「台灣人民雖與我國同族，但經敵人數十年之文化侵略，其思想主義，除極少數外，均對我在敵視狀態中，若予以同等待遇，則混入內地適易為敵偽間諜，甚至擾亂秩序危及全般抗戰。」【註十一】
雖然劉啟光等人都一廂情願認為，「太平洋戰啟，我國正式對日宣戰，馬關條約宣告失效後，台灣在法律上已復歸我國版圖」，但是，行政院仍然堅持：「查台灣雖遲早將為我收復，惟此時如確認其為行省或確認台民為我國民，似覺為時過早。」，蔣介石也指示國防部最高委員會，此議「緩議」【註十二】。即使劉啟光退而要求依照〈緊急救僑辦法〉援助被監禁台灣人，仍遭到否決，理由是：「〈緊急救僑辦法〉係適用於太平洋戰爭發生後，目下各省緊急救僑委員會又均已結束，無法援用此辦法，且台灣歸僑多自七七抗戰後回國，與太平洋戰爭發生後回國者，又頗有不同。」究竟不同之處是甚麼，不得其解，反正就是連緊急救僑也不被允許。
直到一九四三年五月，國民政府行政院雖仍堅持處置台民適用〈韓僑登記辦法〉，但是，對於台灣人產業財產的處理態度略有鬆動，認為「應視其是否與敵人互通聲氣，或有無間諜嫌疑，分別作為敵產或非敵產處理」。後來，由於中國國民黨直屬台灣黨部基於「統戰」或「安撫」的考量，開始積極介入協調，整個情況才逐漸獲得解套。
中國國民黨直屬台灣黨部提出的方案是：被監禁的台灣人「由台灣黨部或軍事委員會台灣義勇隊為之保證後，向崇安縣政府申請登記發給登記證，准其自由居住或回原住地免予管理，其散居各處之少數台民，亦飭其取具保證，逕向該管地方政府申請登記領取登記證。」【註十三】劉啟光的「台灣義勇隊」先前可以徵集被監禁台灣人加入該隊，如今又成為可以保證背書的主體，其份量實在不同凡響；而張邦傑的「台灣革命同盟會」未獲國民政府認可，要求國民政府撥助經費也遭否決，對比之下，兩位「半山」在國民政府中的待遇相差甚遠。
「台灣義勇隊」的方案幾乎全盤被國民政府所接受，行政院秘書處擬具了處置辦法三項：
「一、對於已返台之台民所遺留產業，擬作為敵產處理。
二、對於未返台之台民，過去並無發覺與敵人互通聲氣，或犯間諜嫌疑有案者，現在如有台灣黨部或台灣義勇隊之保證，其產業作為非敵產處理。
三、對於未返台之台民，過去並無發覺與敵人互通聲氣，或犯間諜嫌疑有案，其人現已死亡者，其遺產如經繼承者，取具台灣黨部或台灣義勇隊保證確屬良善台民，並有繼承身分者，亦作為非敵產處理。」【註十四】
行政院基本上也同意這項處置辦法，不過，產業沒收部分，經過六、七年後已被財政窘困的地方政府處理掉了，因此，行政院批示移請〈敵產處理委員會〉核議，該委員會又拿出〈敵產處理條例〉及列為機密的〈韓僑登記暫行辦法〉當擋箭牌。此時，蔣介石已經身兼國民政府主席、陸海空軍大元帥、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及行政院長，他最後的裁決則只提「登記後准其自由居住」，而避談沒收的產業、財產。【註十五】
有辦法取得保證的台灣人，後續行蹤無從得知，惟推測一般人為了保命應以遠離災禍之地為多，如果沒有離開中國的台灣人，在兩年後終戰期間的命運還是一樣悽慘，面對的是中國人報復性欺凌，更糟糕的還會變成身陷囹圄的「漢奸」，財產照樣被沒收歸公，這類案例就不勝枚舉了。
最後必須回到一九四二年，美國西海岸各州日裔美國人被集中監禁的事件。美國政府與中國國民黨的作法，最大不同是：一、美國沒有沒收財產。二、美國設置集中營限制人身自由，但也負責生活需求；被監禁在崇安的台灣人，除了頭三個月有低於生活需求的伙食費之外，完全處於自生自滅的境地，還要參加墾荒。
更重要的不同，是美國於一九八○年開始回頭去進行檢討、調查，一九八八年雷根總統任內根據一九六八年民權法案，針對該事件代表政府公開道歉，他簽屬法案承認美國政府當年的行動是：「種族偏見，戰爭中的不安情緒和政府領導層的失敗。」
中國國民黨不但未對當年被監禁的台灣人還其公道，戰後在他們宣稱「光復台灣」之際，在中國仍有〈朝鮮及台灣人公私產業處理原則〉，將朝鮮（韓國）人、台灣人同視為外國人處理，時任陸軍總司令的何應欽非常嚴厲地強調，在台灣以外各省市台灣人財產的處理，「….過去曾與敵人通聲氣或有間諜嫌疑為虎作倀證據確鑿者，應視為附逆附敵，依我國法令處理在案。」【註十六】直到一九四六年三月才由行政院訓令停止施行該原則，而另訂〈台灣、朝鮮公私產業處理辦法〉，規定滯中台灣人「除間諜及有助虐罪行者外，其私有財產應受現行法令保護，不得接收，其已接收者，應即予發還」。
日治時期前往中國居留或營生的台灣人，依國籍論雖屬於日本人，可是，他們率多屬於「祖國派」，中國國民黨對待他們尚且如此不堪，以現今中國與台灣的情勢，中國對台灣的敵視與滲透之深非當年可比，台灣政府是不是應該提高國家安全的警覺呢？
【註一】〈台灣革命同盟會〉於一九四一年二月十日在中國重慶成立，組成分子都是所謂「半山」的反日「祖國派」台灣人士，該組織分北方執行部與南方執行部，宗旨為協助國民政府對抗日本、接管台灣，張邦傑領導南方執行部，當時他正在福建龍溪。
【註二】台灣革命同盟會中央執行委員會轉發該會南方執行部呈陳五點意見，張邦傑在這份文件的署名是「台灣革命同盟會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首席」。檔案管理局，檔號：A202000000A=0031=0173=4032.01=01=001=0026。
【註三】蔣介石下令內政、外交、軍政、財政等四部核議。國民政府行政院孝字第一四四○七號及順壹字第七一一三號公函。檔案管理局，檔號：A202000000A=0031=0173=4032.01=01=008=0001。
【註四】軍政部電文。檔案管理局，檔號：A202000000A=0031=0173=4032.01=01=004=0002。
【註五】行政院長蔣中正諭。檔案管理局，檔號：A202000000A=0031=0173=4032.01=01=013=0001。
【註六】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福建省處理台灣同胞及台籍產業情形。檔案管理局，檔號：A202000000A=0031=0173=4032.01=01=015=0001。
【註七】另一位「半山」劉啟光陳情，被集中監禁的台灣人，不得衣食供應，復不得自由謀生，狀極悽慘。檔案管理局，檔號：A202000000A=0031=0173=4032.01=01=031=0002。
【註八】中國國民黨台灣黨部代電。檔案管理局，檔號：A202000000A=0031=0173=4032.01=01=037=0003
【註九】同註六。
【註十】〈敵國人民處理條例〉及〈敵產處理條例〉，該兩條例由軍事委員會於一九四二年一月十日公布，前者於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廢止，後者於一九六八年四月十八日廢止。〈韓僑登記暫行辦法〉訂定日期更早，是在一九四○年五月由國民政府以密令頒行處理，並經蔣介石下令不可公布，因此，詳情不得而知。
【註十一】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三日，對於張邦傑所擬收復台灣之意見。檔案管理局，檔號：A202000000A=0031=0173=4032.01=01=004=0003。
【註十二】國防最高委員會秘書廳，國鋼字第33382號函，檔案管理局，檔號：Ａ202000000A=0031=0173=4032.01=01=034=0001。
【註十三】中國國民黨直屬台灣黨部函福建省政府，處理台民及台民產業辦法。檔案管理局，檔號：A202000000A=0031=0173=4032.01=01=037=0003。
【註十四】一九四三年七月二十九日，國民政府行政院秘書處，愛字第四三二九二號代電，檔案管理局，檔號：A202000000A=0031=0173=4032.01=01=038=0001。
【註十五】蔣介石指令內簽，一九四三年九月九日，發出時間九月十三日。檔案管理局，檔號：A202000000A=0031=0173=4032.01=01=040=0002。
【註十六】清理台胞被沒收之財產案。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四日，行政院訓令，節陸字第○二五五五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