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處可逃：天朝狩獵場中的東突穆斯林

〔譯按〕日前美國國務院發表聲明指稱，中國在新疆對維吾爾人的大規模鎮壓，是國際公約所界定的種族滅絕與反人類罪。國務卿蓬佩奧說：「這場種族滅絕還在進行中，我們當前所目睹的，是中國黨國企圖全面消滅維吾爾人。」根據學者研究，中國在新疆強制推行的絕育與墮胎，已經讓境內最大的兩個維吾爾縣的人口自然增長率下降了 84%。

本文譯自 The Digital Enclosure of Turkic Muslims，原文刊登於 Society & Space，作者達倫拜勒（Darren Byler）現為科羅拉多大學波德分校亞洲研究中心的博士後研究員。拜勒長期於新疆進行民族學誌田野考察，他的研究指出，中國在新疆的監控部署，可以類比作資本主義發展歷程中的「圈地」階段：資本家得到國家支持，以暴力驅逐在地住民，取得資本主義初期發展所需的土地以及無產勞動力。具有中國特色的「數位圈地」，也是以類似的方式創造出非物質性的人身數據與數位產出，中國對這些數據的蒐集與分析需求，既壯大了私人科技產業，成為其持續發展的利潤基礎；同時，也強化了中國對於維吾爾人民的人身控制權力。在拜勒即將出版的新作《恐怖資本主義》（Terror Capitalism）中，所檢視的即是這個在中亞維吾爾區出現的新型極權支配形式，它是由數位媒體、基礎建設、資本主義與國家力量所共同建成的「數位圍場」。

中國天朝的數位狩獵場

從中國西北穆斯林「再教育營」獲釋不到一週，古孜拉．阿瓦爾汗（Gulzira Auehlkhan）就被村裡的幹部逼去紡織廠工作，廠址離她過去一年遭囚禁的再教育營不遠。古孜拉是一位有兩個孩子的中年哈薩克族母親，在她越過中國邊界逃入哈薩克斯坦幾個月之後，於 2020 年 1 月接受訪談。她告訴我，每到晚上她都被關在圍牆高聳的工廠宿舍內，不得離開。宿舍和工廠門口都有檢查哨，以進行證件檢查與臉部掃描。她說：「一到工廠就要檢查身體跟手機，中午也是，等一天結束要回宿舍時還會再檢查一遍，因為怕我們會帶走（縫紉）針。跟（協警）比較熟之後，我們問他們，『為什麼還在這監視我們？』」雖然沒有得到回答，但她說她知道答案：保全人員是在監視他們有沒有成功接受「再教育」，成為聽話的工人。

鋪天蓋地的「數位圍場」（digital enclosure）拘禁了包括古孜拉在內的 1350 萬哈薩克人及維吾爾人。這套系統的目的將他們轉化為溫馴又有生產力的下層無產階級（lumpen class），不若一般因為形式權利得到承認而獲有社會福利的勞動階級，這批無產者所擁有的只是無盡的枷鎖。根據官方說法，這套勞動控制系統是大規模再教育系統的「發揚光大」，這是一套複雜的數位圍場，它能將拘禁者、獲釋者乃至於潛在疑犯各就定位，嚴密監控其生產，確保這群籠中勞工新階級永為弱勢族群底層。如同過去的資本主義殖民前線，對工人的保全，完全就只是國家與企業對突裔穆斯林工人生產力品質的「投資」，至於其他工人的身體，勞動體系的維護與再生產，則全為可割可棄。

天朝圍場的數位部署

在這篇短文中，我運用數位圍場的概念架構，來反省過去十年間，監控系統如何包圍中國西北的突裔穆斯林社會。我將解釋新型態圍場的產生，以及這種圍場如何建構起資本積累與國家力量的新界線。中國西北的數位圍場系統可以追溯到 3G 蜂巢式網路的興起，無線網路讓維吾爾人與哈薩克人享受智慧型手機的互動功能，不受時空限制。然而，隨著時間過去，這套系統也賦予科技公司和政府密切監控穆斯林行為的能力。針對相似系統在北美的情況，澳洲蒙納許大學（Monash University）的 Mark Andrejevic 是這樣說的：「這種網路界定了特定空間，並能夠在其覆蓋的地理範圍內提供功能以及蒐集資訊，堪稱有形的具體圍場。」也不僅僅止於手機內建的 GPS 追蹤功能，以及切入移動模式的自體生物辨識，數位圍場已並不侷限在 3G 網路的基地台範圍，而發展出多面向的運用，成為一套錯綜複雜，涵蓋空間範圍遼闊並能分析資訊的圍場方陣。

只需臚列幾個項目，就可以知道中國西北這套系統是如何是如何將維吾爾與哈薩克社群包裹進天羅地網：中國移動交疊在阿里巴巴 wifi 網路的蜂巢式網路、騰訊微信集團能比對 QQ 電郵關鍵字的社交網絡、百度結合轄區臉部掃描檢查哨 GPS 移動分析的地圖系統、中電科技集團獨家掌控用戶身分認證與造訪網址的「三維肖像和綜合數據門」，還有商湯科技即時進行族群搜索，用以辨認（也誤認）公民的牌照追蹤與人臉辨識攝影系統等等一長串項目。

除了這些相互連動、永不下線的監控系統之外，美亞柏科公司的外掛程式還會自動存取智慧型手機的軟體與瀏覽歷史，讓協警可以強制取得資料。此外，還能夠使用金屬探測器手動掃描突裔穆斯林家中未獲授權的電子設備，並根據銀行歷史、醫療歷史和戶籍資料針對個人進行完整評估。這些措施與監視系統彼此互補，由此獲得的種種資訊，建構起規模與深入程度都前所未見的數位圍場。

數位圍場的「原初積累」邏輯

從經濟的角度來看，數位圍場讓人想起「原初積累」（original accumulation）的概念架構，圈地（land enclosure）對資本主義的發展極為重要，可說是一種國家授權的竊盜，一種徵收的轉移，將土地與勞動從邊緣（通常也是原住民或少數族群）轉移出來，並強加一種以契約為基礎，新的財產所有權與雇傭勞動法律體系。在古典馬克思主義論述中，前述過程是這樣的：強迫分割原本為勞動者共同擁有的土地，迫使勞工依賴租金，並去除了他們對「生產工具」（means of production）的佔有。然而，如同其他許多學者指出，即使歐洲資本主義的關鍵時刻已經過去，這個過程也未曾停止。即便資本主義已經制度化並全球化，其社會秩序也依然以積累的形式，透過對弱勢族群的剝奪而擴張。這意味著少數族群的生活方式與祖傳土地，仍會不斷地被全面包圍，以為資源抽取及新勞動體制所用。

重要的是，圈地只是「原初積累」的其中一種，這類更普遍的形式可以理解為對生活與物質既有形式的索要性積累，雖然它過去並沒有在資本與帝國的擴張中作用。這個徵收過程可以轉移到潛在有生產力的領域。資本主義體系一個不可或缺的部分在於它能常態化圍場，以及其所創造的財產、知識與權力再分配中受益。中國西北圍場也可以說是同樣的精神。騰訊、商湯科技等公司徵收突裔穆斯林的社群網路與生物辨識，以為反恐監控的新經濟所用，讓政府承包商與警察能夠掌控社會互動、資訊，甚至是經濟生產力與社會再生產的種種方式。隨著數位圈地開始形塑突裔穆斯林的社會生活，穆斯林人口的價值益加低落，維吾爾人與哈薩克人的知識以及伊斯蘭舉止的原始樣貌也因此被歸入罪行。穆斯林人口的財產更是逐步遭到剝奪強佔。

這個過程也就是我所說的「恐怖資本主義」（terror capitalism），將監獄與工廠的邏輯延伸「涵蓋至休閒、消費、家庭等空間，或是囊括以上所有空間」。在中國西北的恐怖資本主義脈絡下，數位徵用的「二次包圍」（second enclosure）運動 —— 智慧財產權學者 James Boyle 定義為「無形心靈公地的圍場」（2003: 37）——導致被邊緣化、不得享有公民權保護的「壞穆斯林」成為一種供應社會數據（social data）的盈利工具。在這點上，圍場的模式與存在於北美及世界各地的監獄城市主義（carceral urbanism）以及對少數族群放逐的模式很類似。將境內針對犯罪、毒品與恐怖行動的全面「戰爭」外包，讓科技公司得以推動資料密集的公共基礎建設案，並同時發展一系列電腦視覺（computer vision）的應用程式。他處相比，中國西北是一個截然不同的地方。數位圍場（digital enclosure）不但侷限了維吾爾族與哈薩克族的生活空間，更讓國家力量與私人紡織廠得以將他們圈禁在工廠中，製造出一批永難翻身的少數族裔底層工人階級。在此，恐怖資本主義（terror capitalism）並不是把人當作不需要的貨物般驅逐到邊陲貧民窟或監獄，而是透過「再教育」將人民轉化為工人，推動強迫勞動制度。在這個版本的數位圍場中，政府當局與中國企業要的不僅是突裔穆斯林的自然資源與生物特徵數據，還包括他們訓練有素的勞動身軀。從當局角度來看，這套系統強化了國家主權在過去未曾涉足領域的權力，同時又為剩餘國家資本的投注創造新疆界。

數位圍場的人身控制

如民族誌學者 Lilly Irani 所指出，世界各地的尖端科技系統幾乎都是由低薪技術人員訓練起來的。在歐洲或北美，這類工作通常是透過 Crowdflower 等平台來完成。Irani 稱為「數據管理員」（data janitor）的這群人，大多數的任務是用辨識物件與行為的方式來訓練 AI 演算法。這些工作之所以落到他們身上，往往是因為其階級、種族、性別弱勢和公民身分等因素。因此，他們很難退出，或是要求更好的工作環境。同樣的，那些執行國家暴力的人也是來自少數族群與下層位置的階級。事實上，他們被安排從事的就是 Chandan Reddy 形容的主體化（subjectification）或是創造主體（subject-making）。在這個過程中，異族裔的工人失去對自身利益的認同，接著被動員，以擴張資本積累與國家力量的邊界。在中國西北，年輕的男性突裔穆斯林是再教育計畫中最脆弱的群體，出於經濟與治安壓力被迫主動與監視系統雇主簽訂合約。而這些雇主正是將穆斯林社會與古孜拉這樣的勞工納入數位圍場天羅地網中的人。成為協警後，他們負責的任務包括監測臉部掃描機以及檢查哨的金屬探測器。

幹部、「大哥大姐」或「親戚」則多半由漢人組成，負責對穆斯林群體進行質性評估 —— 提供以訪談為基礎並更為複雜的資料，以利發展整合性區域平台。鄰里警官、協警與「親戚」則對穆斯林一一進行評估，以判斷他們屬於「安全」、「正常」或「不安全」成員。評估標準包括十項以上：是否達到服役年齡、是否屬於維吾爾族、是否就業不足、是否定期禱告、是否掌握未經授權的宗教知識、是否擁有護照、是否曾往 26 個穆斯林國家中之一旅行、是否曾逾期居留、是否有直系親屬旅居國外、是否在家中教授子女伊斯蘭知識。遭判定「不安全」的人會被送往拘留中心接受審問，被要求承認預謀犯罪，並且被要求供出其他同樣「不安全」成員名單，這項資訊隨後將歸檔數據庫。透過這種方式，並採用科技手段對過去的數位媒體活動（現在已屬於犯罪行為）進行網路犯罪行為偵測，科技政治系統的參數決定哪些人應該被送往拘留營接受「教育改造」。這些數據讓情報工作者與協警有辦法追蹤、回報與分析再教育的「進展」。掃描維吾爾人與哈薩克人的臉孔與手機，以找尋帶走他們的理由，現已成為一種數字計算。

數位枷鎖下的維吾爾人民

在過去十年間，大量外包公共服務在中國科技領域形成了一種市場結構，當中大多數的利潤與企業成長不是來自於產品與服務，而是來自於國營科技政治基礎建設案。2016 年，將近 520 億美元的中國安全科技市場以這類計畫為重心，所佔比例超過總額的 60%。Martin Beraja、David Y. Yang 以及 Noam Yuchtman 等學者對用於中國治安的私人研發科技進行了大規模研究，並指出，電腦視覺公司若要成功，國家資本對數據密集（data-intensive）科技的投資至為關鍵。這幾位學者也指出，治安系統產生的資料，比企業辦公大樓等非公共環境中的相同系統還要多很多，在新疆尤其如此，而這正是中國科技公司何以能夠在辨識科技方面領先歐洲與北美同業的原因。Beraja 與其他學者則解釋了「獲取更多商業軟體生產相關政府資料的因果關係」，以及這類市場結構帶來的經濟效應。最終，他們指出，中國的科技產業乃是由投注於監控計畫（尤其是新疆）的國家資本以及（中國其他地方和新絲綢之路的）監控系統所重複形塑出來的。

在突裔穆斯林的數位圍場中，被監控者的人身數據，包括其文化產出或數位內容（digital content），以及維吾爾人和哈薩克人的生活本身，都成為當代數位資本主義系統的主要驅動力。維吾爾人與哈薩克人成為不自由的「傭人階級」（servant class），在別無選擇的情況下只能產生數據，並且被強迫從事經濟產出來餵養這個系統。這套突裔穆斯林再教育系統目前被當地政府形容為經濟的推手，私人科技產業領導人則稱之為「具有無限市場潛能」的空間。作為預測性警務研究與發展育成中心，再教育系統因而有其經濟價值，提供數十萬安全與教育相關職位，並透過檢查哨的彈性圍場與持續的行為追蹤，創造出維吾爾族勞工的枷鎖，只能被迫在紡織廠接受限制重重的低薪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