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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九年後逃亡台灣的知識分子不是出身五四時代如胡適，就是自稱「後五四時代」知識分子如殷海光，都殷殷以民主為鵠的。理論層次看，最終捨棄鑲金邊不切實際的「古典民主理論」，走向熊彼得強調的「另一種民主理論」，是「民主典範」的轉移，透過選舉追求選票極大化，喊出「台灣人出頭天」或「四百年來第一戰」，正是熊彼得理論的實踐。

一九四九年當然是大斷裂，自由主義者及強硬反共的如胡適、傅斯年這樣學術領袖人物，非走不可。傅斯年有一封寫給胡適的信：「我們與中共必成勢不兩立之勢，自玄學至人生觀、自理想至現實，無一同者……。」就是強烈的宣言。弔詭的是，蔣介石最倚重的「總統侍從室」主任長陳布雷（陳師孟祖父）的女兒投奔延安，胡適的小兒子不願隨父母飛離北京，要迎接新中國。傅斯年的一位侄子，過去對這位叔叔奉命唯謹，後來卻去信痛詆傅斯年支持蔣介石、華北剿匪總司令傅作義的女兒早加入地下黨員。大斷裂下的悲劇牽扯的不只是一國、一黨還有一家。無論如何，胡適是自由主義的象徵及代言人，在台灣甚至美國都有舉足輕重的力量。台灣可能是中國自由主義的最後堡壘，要說台灣民主化，也可說從此發皇，下面再談。

我的論題是〈台灣的民主跌蕩與族群糾葛〉，我特別點出族群問題在台灣民主化過程所起的支配性作用。當然，構成民主化成因很多，絕不是單一條件可以達成，有關民主理論與民主發展，研究、書寫、文獻很多，是一門顯學；台灣能進入所謂「第三波民主」之列，（杭亭頓，《第三波────二十世紀末的民主化浪潮》）當然是正面表列。台灣之所以能民主化可以提出各種外在與內在的因素。換句話說，民主化是各種要件的集合體。台灣能夠走上民主，自有不同驅力，但族群力量則是萬事俱備下的東風。族群在台灣民主化的獨特作用，至少在我閱讀過程中乏人書寫；當然也可能歸咎於我涉獵不廣。

中國國民黨政權劫收的龐大資產，除了機關、企業工廠接收後維持運作之外，民營企業、商店及民房等分批標售；比蔣軍軍備精良的機艦槍砲等軍事武器都送往中國，但數量究竟有若干，在警備總部的軍事接收總報告書裡不是語焉不詳就是缺漏。至於民生物資只有第一批接收的米糖有紀錄，後續源源不絕劫往中國的則完全黑箱。

二戰終局日本的投降，根本原因是美國轟炸日本本土並投下兩顆原子彈所致，而非中國國民黨滿口謊言的所謂「八年抗戰勝利」；戰後最早抵達台灣的是美軍，也非中國國民黨國民政府。中國國民黨編造的歷史必須「轉型正義」予以還原，教科書更應告訴台灣學子正確的歷史。

一九四六年一月五日，當時非常著名的《人民導報》，刊登了一則極為令人側目的消息：「近聞萬華地區也有食糧問題服毒自殺者。」隨後接連幾天，各報都有類似的消息，連官方的《新生報》也報導：「台南饑饉，同胞不願行乞，因缺食而自殺者時有所聞。」而台南北門區各鄉村一般民眾多數是一天只能吃一餐，其他絕大多數貧民只能買四年前日本人囤積在倉庫的番薯簽，更慘的則採野生草根煮食（一九四六年九月十一日《和平日報》）。

本系列的（下）篇曾記述，〈東山島戰役〉有三名台灣人被俘返台後遭判處感化之刑，限於篇幅未及詳述，其實，〈東山島戰役〉後至少有二十四位台灣人返台遭移送軍法審判，除了那三人之外，另有二十人因不同案由判處死刑槍決，一人判處有期徒刑十五年。

本文的重點放在台灣人先後以不同國籍被動員征戰，馳騁沙場餘命復員後，原本效命的日本政府、接收台灣的蔣介石國民政府和中國國民黨如何對待他們？其中，除了投入中國沿海島嶼突擊戰沒有戰歿的台灣獄中受刑人，獲得原本承諾的減刑之外，台灣人日本兵、台灣人國府兵都歷經長年的陳情追討，才獲得象徵性、憐憫式的微薄補償，其情其景透顯了被外來政權殖民的島民悲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