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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日本偷襲美國在太平洋的海軍基地珍珠港，美國因而正式對日本宣戰；隔年年初，美國下令將西海岸各州的日裔美國人集中監禁，直到二戰終戰才解禁。沒想到這種事當時也發生在中國，只不過遭到中國集體監禁的是：中日戰爭期間具有日本國籍的台灣人。必須強調，那是發生在中日七七衝突後仇視性的監禁，跟二戰後在中國各地所發生對台灣人報復性的欺凌，完全不同。

一份已經解密的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一日機密文件，非常有趣且充滿極為詭異的玄機，內容是：一位在中國關押的無期徒刑軍事犯曹湘波，竟然能來台灣，又能於一九五○年六月前往香港，執行刺殺「二二八事變禍首謝逆雪紅」的任務有功，經國防部情報局轉報請求予以特赦復權，而由時任國防部長蔣經國及參謀總長黎玉璽兩人具名簽請蔣介石核示。

隨著「芭本海默」風潮，《奧本海默》（Oppenheimer）席捲了全世界，這部在大眾市場本來沒人看好的沈悶傳記電影上映兩週取得了四億票房，雖然尚未回本，然而卻已經讓許多觀眾進入奧本海默所處的一個風起雲湧的世界，多個時代的轉折就這樣發生在這部片裡。

一九四九年後逃亡台灣的知識分子不是出身五四時代如胡適，就是自稱「後五四時代」知識分子如殷海光，都殷殷以民主為鵠的。理論層次看，最終捨棄鑲金邊不切實際的「古典民主理論」，走向熊彼得強調的「另一種民主理論」，是「民主典範」的轉移，透過選舉追求選票極大化，喊出「台灣人出頭天」或「四百年來第一戰」，正是熊彼得理論的實踐。

一九四九年當然是大斷裂，自由主義者及強硬反共的如胡適、傅斯年這樣學術領袖人物，非走不可。傅斯年有一封寫給胡適的信：「我們與中共必成勢不兩立之勢，自玄學至人生觀、自理想至現實，無一同者……。」就是強烈的宣言。弔詭的是，蔣介石最倚重的「總統侍從室」主任長陳布雷（陳師孟祖父）的女兒投奔延安，胡適的小兒子不願隨父母飛離北京，要迎接新中國。傅斯年的一位侄子，過去對這位叔叔奉命唯謹，後來卻去信痛詆傅斯年支持蔣介石、華北剿匪總司令傅作義的女兒早加入地下黨員。大斷裂下的悲劇牽扯的不只是一國、一黨還有一家。無論如何，胡適是自由主義的象徵及代言人，在台灣甚至美國都有舉足輕重的力量。台灣可能是中國自由主義的最後堡壘，要說台灣民主化，也可說從此發皇，下面再談。

我的論題是〈台灣的民主跌蕩與族群糾葛〉，我特別點出族群問題在台灣民主化過程所起的支配性作用。當然，構成民主化成因很多，絕不是單一條件可以達成，有關民主理論與民主發展，研究、書寫、文獻很多，是一門顯學；台灣能進入所謂「第三波民主」之列，（杭亭頓，《第三波────二十世紀末的民主化浪潮》）當然是正面表列。台灣之所以能民主化可以提出各種外在與內在的因素。換句話說，民主化是各種要件的集合體。台灣能夠走上民主，自有不同驅力，但族群力量則是萬事俱備下的東風。族群在台灣民主化的獨特作用，至少在我閱讀過程中乏人書寫；當然也可能歸咎於我涉獵不廣。

中國國民黨政權劫收的龐大資產，除了機關、企業工廠接收後維持運作之外，民營企業、商店及民房等分批標售；比蔣軍軍備精良的機艦槍砲等軍事武器都送往中國，但數量究竟有若干，在警備總部的軍事接收總報告書裡不是語焉不詳就是缺漏。至於民生物資只有第一批接收的米糖有紀錄，後續源源不絕劫往中國的則完全黑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