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滲透法草案今（31）日正在立法院表決中，大家針對此法案究竟在吵甚麼？關鍵看點在哪裡？我們又該如何思索哪個版本的草案比較好？本文簡單介紹三大爭議點，讓讀者可以盡快掌握關鍵，進而能夠理解反滲透法草案的關鍵爭議何在。
法律明確性
此法案的最大的爭議之處，在於有論者認為，該法第二條所謂的「境外敵對勢力」、「滲透來源」的定義過於模糊，造成許多台商、赴中交流之人都可能會被認定為被滲透者。
學者廖元豪認為，中國友人建議台灣朋友在選舉中支持特定候選人，是否就會吃上刑責？恐怕造成寒蟬效應；風傳媒專欄「弘安觀點」也指出，根據該法，未來與滲透來源打交道的台灣民眾、台商、台生、民間團體，中國的來台人士和旅客都「涉嫌滲透或被滲透」，因此均面臨觸法；韓國瑜競辦總發言人王淺秋甚至說，法條內容如《刑法》100 條概念；縱使是贊成方如賴中強律師，也提出應該在滲透來源定義上加上「遂行其全部或部分政治目的團體」之境外敵對勢力設立組織、派遣之人，定義會更為嚴謹。
（圖／中央社）
至於贊成方如林雨蒼認為，境外敵對勢力的定義早已見於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 8 條、國家情報法、國安法、國家機密法、刑法等規範中，況且這部法案並非針對中華人民共和國這一個國家而已，故而必須以「境外敵對勢力」這個較為模糊的字眼來限定，賴怡忠則認為，該法案關切的是與選舉相關的政治行為，以及為境外敵對勢力工作的本國人，因此涵蓋範圍相當有限，並非無限上綱。
林志潔教授則指出，法條明示行為人必須明確接受國外資金贊助指示，不會有處罰「過失犯」可能；蕭育和則說，即便定罪也有救濟空間、不存在國家濫權的空間。
所謂的法律明確性原則，必須同時思索這兩句話： 「讓受規範者知道自己如何守法，紅線在哪裡，甚麼可以做、甚麼不能做」、「讓法條的文字意義具備一定的抽象性，才能有彈性地適用到所有千奇百怪的案件中。」因此，如何維持一定的抽象性以恰當適用到具體案件中，卻又能讓受規範者可以預見，知道紅線在哪裡，以及讓法官知道如何審查與適用該法律，這才是爭論的核心。
現行的政策工具不足
林鈺雄教授指出 ，目前現行法制中，連最基本款的 GPS 追蹤器，都沒有法律明文之依據，在所謂強制處分法定原則的要求下 ，也就是只要侵害到人民基本權利的追訴犯罪之手段，就必須要有法律明文規定，才能將該手段用作追訴犯罪。
換言之，在現行法制之下，並沒有明文規定檢、警、調得以使用 GPS 追蹤器來追訴犯罪，因此原則上是不能使用的，如果說連 GPS 這類偵查手段都無法利用，那又如何面對千奇百怪的滲透手段。
再者，有許多不以反滲透為名的實質反滲透法規，也必須一併思考是否以及如何調整 ，洗錢防制、地下匯兌、選舉賭盤、宮廟金流…，都必須一併修法。
最後，反滲透法中有許多構成要件除了不夠清楚之外，甚至有難以舉證的問題，林鈺雄教授就指出 ，要證明行為人被滲透，可能比證明行為人收受紅色資金而未申報（違反政治獻金法）還要困難萬倍。
刑法最後手段性原則（謙抑性原則）
台灣守護民主平台指出 ，草案第四條「助選」與第五條「遊說」，可能欠缺刑罰必要性，針對此等過去僅科處行政罰的違規行為，為何要調整成「刑法」，立法者恐怕必須明確指出何以「境外敵對勢力」的因素，會導致相同的行為從「違規」轉變為「犯罪」的理由。
刑法領域中有所謂刑法最後手段性原則（謙抑性），這項原則與比例原則的內涵相似，簡言之就是國家公權力必須在沒有其他更好的方法之下，才能發動刑罰權來處罰人民。因此在反滲透法中，某些違規行為是否一定要動用刑罰來處置？容有討論空間。
總而言之，我們不能容許公權力打著反中的旗幟，就能夠為所欲為，因此，對於原先採用行政罰的違規行為，要調整成以刑罰相繩，就必須要求立法者實質說明清楚，否則會有違反刑法之謙抑性原則之嫌疑，當然也可能違反比例原則。
代結論
反滲透法草案最多爭議之處，應屬法律明確性，因為一旦文義過度抽象，就會造成公權力過度擴張；但反過來說，滲透行為本身具有隱密性、難以察覺、變化萬千的特性，倘若將法條文義鎖死，則滲透來源只要多找幾名白手套當中介者，或許就能逃過反滲透法的拘束，那麼該法案就會喪失意義；另外，法條文義如果連適用法律之檢察官、律師、調查人員、警察、法官，都難以操作，那麼就有被檢討的必要。
反滲透法只是防中保台的一小塊拼圖，現行法制中如何逐步落實防中的目標，以及如何恰當授予行政機關適合的政策工具，有賴往後法案的逐步落實；
至於反滲透法的刑責較高，甚至有以往屬於行政違規的行為調整成刑責，立法者必須說明入罪化、調高刑度的理由，否則即屬違背刑法謙抑性；
最後，有論者指出反滲透法恐怕造成言論自由的限制云云，然而，反滲透法中只處罰故意犯，根本不處罰過失犯，更沒有如過去白恐時代的刑法一百條般處罰「意圖」顛覆國家之規定，或許直言處罰思想犯、造成寒蟬效應，實在言過其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