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治時期

在中日戰爭和二戰太平洋戰爭期間，日本帝國統治下的台灣人不管是志願或非志願，超過總人口約百分之三的青壯年被派赴前線，幾乎等於每三個家庭就有一個家庭的家人被動員上戰場。
那是台灣非常重大的一段歷史，但是，黨國的戰爭論述、教本上卻將這段「戰爭記憶」禁斷、抹除，造成除了戰爭世代之外的台灣人，對這段歷史是一片空白。

歷史容易被遺忘，更經常被刻意遺忘；台灣人的歷史感淡薄，在黨國有計畫地洗腦、思維轉換、掩沒下，許多黨國做過的思想動員都被抹消或沖淡了，以為經過時間流轉後，新一代台灣人就完全不知道他們所做過的。

中國國民黨政權劫收的龐大資產，除了機關、企業工廠接收後維持運作之外，民營企業、商店及民房等分批標售；比蔣軍軍備精良的機艦槍砲等軍事武器都送往中國，但數量究竟有若干，在警備總部的軍事接收總報告書裡不是語焉不詳就是缺漏。至於民生物資只有第一批接收的米糖有紀錄，後續源源不絕劫往中國的則完全黑箱。

二戰終局日本的投降，根本原因是美國轟炸日本本土並投下兩顆原子彈所致，而非中國國民黨滿口謊言的所謂「八年抗戰勝利」；戰後最早抵達台灣的是美軍，也非中國國民黨國民政府。中國國民黨編造的歷史必須「轉型正義」予以還原，教科書更應告訴台灣學子正確的歷史。

一九四六年一月五日，當時非常著名的《人民導報》，刊登了一則極為令人側目的消息：「近聞萬華地區也有食糧問題服毒自殺者。」隨後接連幾天，各報都有類似的消息，連官方的《新生報》也報導：「台南饑饉，同胞不願行乞，因缺食而自殺者時有所聞。」而台南北門區各鄉村一般民眾多數是一天只能吃一餐，其他絕大多數貧民只能買四年前日本人囤積在倉庫的番薯簽，更慘的則採野生草根煮食（一九四六年九月十一日《和平日報》）。

「七七事變」之後，「中華總會館」在台北召開第十次華僑代表大會，倡議秘密組織華僑發起反日行動，以致包括台北、台中、高雄等地激烈反日的華僑遭到總督府逮捕法辦；戰後，蔣介石中國國民黨政權透過鼓勵檢舉，對協助日警的台灣人以「戰犯」懲治。檢視「台籍戰犯」案件，其中以涉及「中華會館」興中會事件的比例最高，試舉數例藉以了解「台籍戰犯」被懲治情形。